首页 -> 2006年第7期
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中篇小说）
作者：张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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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仓促地说我知道了。长途电话很贵，手机还是漫游。你要没事，就挂了吧。盈盈说好。快开学了，我还得去复习呢。
昏黄的灯光散漫地照在我们脸上，烟在周围飘荡，充满虚幻的感觉。很久之后，屋里还沉默着。只是空气越来越糟糕。我从不主动放毒，也不想被动受害，窒息的感觉因此越发强烈。于是起身离去。
没过多久，小姨来找我，跟我商量，给她公公婆婆一万块钱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不愿意。那一刻，我的感觉很怪。敌我矛盾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取而代之?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态度正好证明了自己的无知与浅薄。貌似仗义疏财看淡金钱，实则人云亦云没过脑子。金钱的涵义，远非我能背诵的那几首风花雪月的诗词所能涵盖。
我说不少，他们要是讲道理，应该能接受。按照法律，你和盈盈都是第一受益人，你们一分都不给，也能说得过去。即便赔偿二十万以上，法律规定的赡养年龄他们也已经超过，并没有这一块的赔偿，给不给不在别的，只在你们之间的感情。小姨说感情，他们对我们哪有什么感情?
九
次日老板来得很早，还不到七点。我怀疑，他并没有回左云，丰镇就是他的大本营。要知道，中间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但是不到七点半，他接了一个电话，随即匆匆离去。说是手续上还有什么问题。
再过来时，已经十一点。原来是火化手续有问题。尽管他给火葬场的头头塞了五百块钱，但对方还是要先办死亡证明，他只得赶回去现开。那人可真是好干部，收了钱也不忘原则。
小姨不出声的眼泪，想必已经填平那条直通火葬场门前的坑坑洼洼的土路吧。进了办公室，两份文件摆在面前，需要小姨签字。一份是死亡证明上的同意就地火化，另外一份是和解协议。小姨不识字，由我代签，她摁手印。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这个读书人，此刻终于派上了用场。本来以为死亡证明上可能是别人的名字，没想到不是，就是姨夫的大名。他虽然死得轻如鸿毛，却也光明正大，没有偷偷摸摸地死去。赵正宇，这个称呼的利用率很低很低，他差不多一直是老幺。今天好容易用上正式的称呼，却是这样的场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死亡原因是脑血管破裂，出具单位是当地的煤矿医院，医生也姓赵。只是龙飞凤舞的书法罩住了名字，后面两个字我不认得。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姨夫的确切年龄，四十。岳飞三十九岁罹难，郑成功三十九岁去世，还有格瓦拉与肖邦。姨夫比他们多活了一年，而这一年，正是暗五天日的井下岁月。在他刚刚赚出买车的本钱时，一切戛然而止。
“本协议具有法律效益”。这是和解协议的最后一条。看了这条，我笑了。在心里。嘴角只抽搐一下。荒唐的不是“益”这个别字，而是非法的文件，竟然也要寻求法律保护。
小姨在死亡证明上摁好手印，指着和解协议随口问道，这张也要摁?火葬场方面的人沉稳地笑笑——不是心里，而是嘴角上——说那是你们企业的事情，与我们无关。这些混蛋，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想必早已驾轻就熟。
十
阴暗发霉的停尸房里摆着一辆低矮的车子，尸体上覆盖着一层记不清颜色的布。姨夫脸色红润，想必是化妆的效果；脸上半部涂有一层厚厚的白色，已经干结。左腮下的那颗黑痣赫然，指甲间的煤灰赫然。
我真想伸出手指，触摸触摸姨夫的躯体，感受一下他皮肤的温度与弹性，但是不敢。没有一个人敢。我们的距离如此之近，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皱纹，但却是阴阳阻隔，完全的两重世界。无法跨越，不能跨越，不敢跨越。这几天从胶州到丰镇奔波三千里，我心灵走过的距离更加遥远，难以计数。但是结果呢，却是那么的荒诞。我发觉就像真理与谬误的差别一样，生与死之间，也不过是一纸之隔。我觉得自己一个成年人，偶尔写两笔小说的成年人，知道何谓生命何谓死亡，但直到那时才发现并非如此。实际情形正好相反。我根本不明白死亡的具体涵义，正如不明白生命的具体涵义那样。什么是我姨夫?他的躯体还和过去一样，只是少了很少很少的一点组织；他用来思维的大脑，以及和我们交流的眼睛与口腔，都毫发未损，但是生命却已经将它们全然抛弃。那生命究竟是什么?谁才是我真正的姨夫?难道就是老板所说的，抢救时价值一万九的血液．或者损失掉的那一点点组织?这超越了我的思维能力，我不能理解，我为此而头疼。
这不是我的老幺啊，才几天他怎么这么瘦啊，都是你们害的呀。你们把我的老幺还给我啊。老幺，我哭的声音恁大，你听到了吧。小姨跪在丈夫跟前，放声大哭。那话语如同支支响箭，不停地命中我胸口上的靶心。闭闭眼，是停尸房里采光不足的昏暗与霉味；睁开眼，还是停尸房里采光不足的昏暗与霉味。我不敢再作尝试，我害怕那短暂的转换，会突破生死之间那层纸的距离。我在心里高声告诉自己，不错，这具冰冷的尸体，就是过去热情的姨夫。他曾经招待过我，还曾经在我求学期间给过我若干的资助。绝对值不大，相对值不小。他叫着我乳名招呼我吃菜的声音言犹在耳，可是现在却声息全无，独自躺在这黑暗的房间内。黑暗他想必已经适应，但此去黄泉只他一人——另外五个，都是陌生人，而非同伴——他冷吗?累吗?孤独吗?想家吗?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在他还是我姨夫的时候，他可曾幸福过，快乐过，获得过普通农民式的小小的满足?每到月底，按时拿到那些冒险的代价时，他因为矮小贫穷不能生育而造成的周围人的漠视嘲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压力，是否有过稍微的缓解?我也不知道。而且我敢说，小姨也未必知道。贫困的生活也是粗糙的生活，没有柔和的线条，只有尖锐的棱角，容易造成相互伤害的棱角。你越爱对方，就越容易伤害对方。
父母年近八十，养女刚上初一，妻子失去劳动能力。这一切都是他下井的动因。我可以凭良心作证，他是个塌塌实实的农民，勤劳本分，我从来没听说他有过偷鸡摸狗的劣迹。这样的事情在当下的农村其实并不少见。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不比多数邻居更穷，但是后来小姨生病，他们一家顿时陷入困境。他不得不卖掉手扶拖拉机，到信阳火车站扛包抬木头出大力，然后下井。每次回家，都叫嚷腰酸胳膊疼，浑身都疼，所以不知道哪儿疼，反正就是个疼。但即便如此，直到当时小姨还欠我两千块钱。那是救命钱，借出去时我就没打算要，但小姨还记着。她说，账就是账。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姨夫的躯体或者生命，而是他穿的寿鞋。白色的底子上印着红色的吉祥图案，给了我再强烈不过的视觉冲击。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钱，谈论数字，对于死亡，似乎没有具体概念。好像姨夫亡故不是眼前的事实，而是遥远的传说。直到那时，他的一身寿衣，才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真实气息，为那条空洞的概念填充了具体的内容。一条命，生物学意义上法律意义上伦理意义上的活体，悄无声息，穿上寿衣，就没有了。死亡对于生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