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四面楚歌

作者: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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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指责老王工作顾上不顾下,务虚不务实,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云云。
  老王知道自己做工作的确有大半心思是想讨好上级,图个名誉。但以前从没让谁发现他这种心思——他以为人家不讲他是因为没发现,而上官江却一下子发现了。于是他想上官江是不是特别重视他的言行?想他是否有什么特别功能?担心他是不是还发现了他其他什么问题?想他哪天是不是也会向领导告发他?想他的存在和影响会不会最终导致自己当不成科长?
  诸如此类。
  其实,上官江并没有什么特别功能,也没有发现老王其他的什么不是,更不打算检举揭发他。他只是认为,老王工作方法不大对路,自己作为同事应该帮助他、提醒他尽早发现问题,好叫他改正。他确实是这样想的,这挺容易叫人误解的,是不是?
  就是。
  李兵是不可能不怕上官江的,他屁股上有那么多的黑污,而上官江脸上又是跟包公似的黑红,能不怕吗?不过,李兵和上官江的关系“情况特殊”,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阿今,阿今对上官江印象很好,不是太怕。阿今觉得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凡事让着人,有冤屈往肚里吞——只有别人对不起他的,没有他对不起别人的,跟个小媳妇似的;既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有些事虽说做得不尽光明磊落,但多半是受人之命,成人之美,自己并不居什么歪心恶意,扪心自问,讲得过去。再想,上官江既没有科长一样权势,能够决定、左右他什么,也不像老王一样虚假势利、奸刁可怕,又不像李兵一样蛮横无理、仗势欺人。因此,阿今对上官江不是很怕的。
  但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怕,有一点儿怕,就是,他怕上官江不给他报销给报社“烧香”的费用。阿今年年得为密切与报社关系开销一笔经费,这笔钱是摆不上桌面的,自然不能从财务上支出。财务是做不了这样的账的——给媒体请客送礼?岂不是授人以柄!所以,这笔费用宣传科只能自我承担,内部消化,具体说是从俱乐部上交给局里规定利润之余的小金库里支出。可小金库属于上官江把管的,阿今回回去报销,他总是不爽快,还常常告诫“下不为例”什么的。
  阿今怕下回当真不行了,不行就要他自己掏,那哪掏得起?不掏,也就是无法做好密切报社的工作,这又是要直接影响他工作成绩的。所以,这个腰包必须掏,而且必须要让上官江来掏,否则于己于公都不利。事情要办,费用在人家手上,阿今哪有不怕他的底气?就这样,阿今到底还是怕着上官江的。
  其实,上官江也理解这笔钱没道理让阿今自个儿掏,所以尽管回回讲不报,结果总还是回回给报。他只是指望阿今以后少报点,他认为靠请客送礼上稿,首先是报社风气不正,其次阿今的做法也不对,不能为上稿而去私下活动,助长歪风。但是,真正决定他给阿今报这笔费用的原因,不完全是“理解”,还有原因,就是他怕着阿今……
  上官江同样也怕科里所有人,最怕的人是阿今——阿今终于有—个很怕他的人了!
  上官江怕阿今的“根”在于:他现在深深地害怕做典型,当名人。自打写检举信造出名气后,上官江一直生活在名人的光环中,这个光环很重的,比金子还重,却似乎比石头还不值钱,只给他生活带来重压和麻烦,人们另眼看他,事事特别待他,时时特别要求他。同样一件事,人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堂而皇之地去做或不做,他则不行;同样一份利益,人家可以不择手段去争取,去得到,而且无可非议,他则不行,他要得到了或者去争取了,那很可能就要遭人指责非议。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能平凡地生活,不能正常地嬉笑怒骂。他是一个写过检举信的人,应该过敢写检举信人过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谁都讲不出个所以然,但大伙都隐隐约约觉得,那应该和自个儿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上官江独特的现实,与众不同的现实。无疑,是名气剥夺了他做平凡人的权利,是名气使他的生活变得特殊化,甚至艰难。生活枷锁人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是否是?
  就是。
  因此,上官江最怕阿今把他的名气“继续做大”。记者都喜欢抓名人的稿子,因为名人的稿子有新闻效果,容易刊登,登出来容易有影响。阿今甚至还阴暗地想,抓上官江的报道不光容易被采用,而且自己的名字也容易随名人而给人记住。以一当十呢。所以,阿今一到宣传科,就迅速给上官江写了一篇稿子:《上官主任的一天》,有代表性地记叙了上官江一天的工作情形。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都是凡人凡事,只是经阿今妙笔生花,看上去不平凡了。阿今搞报道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能够把一件平常小事做得令人有思有悟甚至感想万千,却又让人不得不承认他写的就是事实。果然,科长看了,觉得稿子写得朴实无华,真实感人,签下审稿意见:属实,可发。
  就发了。
  上官江看了,生气了,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他希望人们忘掉他,可阿今在把他当宝贝挖出来。他找到阿今,批评他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阿今知错认错,却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不久报上又登了阿今写上官江的稿子:《与楷模生活在一起》。是个随笔性的东西,不存在“新闻审查”,也不要“经本人同意”。
  如是再三,有时是写上官江的工作精神、成绩什么的,有时是他获得的什么荣誉,有时是上级首长对他的一句褒奖话。更要命的是,阿今是个搞报道的老油子了,所有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且大半是报道全局工作的同时拉出他这个名人,他上官江无法指责他,更不能阻止他,只能是希望。他希望阿今什么,也就等于怕他什么,是否是?
  就是。
  嗬,阿今还有“帮凶”呢,就是科长。
  上官江来宣传科,科长开始是反对的,但来了以后发现,自己当初太幼稚了。当名人的领导,好处其实是多多的,别的不说,上级首长来视察工作,以前宣传科是边缘处,首长的时间有限,经常“视而不见”,匆匆来,匆匆去,他根本没机会受到接见。但现在有了上官江,领导总是忙里偷闲,来科里走一走,看一看。看的是上官江,陪的是科长。一陪陪出感觉和觉悟来了,知道上官江是个“腕”——大树底下好乘凉,近水楼台先得月……便经常让上官江陪他访上走下。陪吃陪喝。上级要什么典型,组织什么报告团、演讲团,科长也是一古脑儿摊给他。科长以他手下有这样一轮“水中明月”为荣幸,为骄傲。他知道,人们在了解、记牢上官江的同时,也会了解记得他的工作单位、顶头上司,即科长本人。这种既抬举别人又抬举自己的美好行为,他是下足心思要做的。而且要尽量大做。宣传科本身就有职责推树好典型,配合全局做好干警思想教育工作,某种意义上讲,典型能不能推出去,推得好不好,这本身是一个衡量宣传工作成绩大小的标志。主客观溶化在一起,推树上官江名正言顺,于是推的动力则更大,程度则更深。如果说阿今做的是“对外”的,科长干的则是“对内”;内外交加,形成合力,上官江想做一个平凡人的希望,不可避免地频频失望:这正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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