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珠江，东方的觉醒
作者：张胜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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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的好机会，采取灵活政策网开一面，利用香港这批巨资快速推进珠三角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良久，尔后又走出宾馆，在绿阴小路上一圈又一圈踱步。直至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
也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以商品经济突破既定经济模式的最早尝试了……
困于东西方冷战大格局，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机遇又一次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以“方集”为笔名，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五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发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一文，公开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并举广东农民为什么不肯种花生为例：“怎么搞的?我一担花生卖给你，你把油榨出来了，把渣子卖还给我，还要向我讨更多的钱……”
次年，吴有恒被贬至广州造纸厂任车间副主任，却最终成就了一位作家。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一九五七年始，每年一届春、秋两季的“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隆重登场，堪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交易中心，也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场所……“广交会”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为日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开通了坚实的市场渠道。
一九六一年六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来游览。”为此，陶铸曾不辞辛劳先后六下宝安“支招”。于是，宝安外贸局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一九六二年，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在中国经济学界素有“北孙(冶方)南卓(炯)”之称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自然毫无例外地被斥之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
也正是这一年(一九六二年)，深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波大规模逃港潮。港深两地经济的巨大落差，无疑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效应：多达十万之众的人群突然汇集在罗湖桥口岸，连树上都爬满了人，随时准备扒上火车，随时准备冲向香港新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深港边界于一九五一年被关闭。从此，铁丝网、瞭望楼和武装巡逻队成了这条边界的基本配置。
离罗湖口岸近在咫尺有一个罗芳村，村民们千方百计夜以继日不惜冒死从深圳河北岸逃往南岸的香港新界，直至逃过去五百多人后又建起了一个新村，村名却依旧叫“罗芳村”……为什么?据后来广东省委专门派出的调查组调查：同样以种田为业，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一百三十四元，而河南岸的香港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则高达一万三千元。
于是，从广东省政府到宝安县政府各级部门紧急动员，层层堵截，严控边境线……然而，智慧的逃港者选择月黑风高夜，用几床棉被铺在三米高的铁丝网上，照样一跃就翻过去了……
二○○五年十二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有六万多人经宝安县偷渡进入香港，五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二○○六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八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一九六一年后的三年间，内地共有近十六万人偷渡到香港。
实际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内地就有人大量逃港，在六十年代初达到顶峰。
当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曾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并实地察看了收容站。时值盛夏，蚊虫叮咬，当习仲勋在收容站看到被遣返关押的衣衫褴褛的农民们时，他哭了：“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有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一九七七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的汇报时，老人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末了，又说了句：“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令汇报者面面相觑如坠五里雾中……
若干年后，深圳特区前身宝安县的领导干部这样反思，那时逃港的民众用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窘迫的现实面前，人民群众嘴上唱社会主义好，心里都嘀咕肚子没有吃饱。这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辛辣地讽刺过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人们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与过去的逃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大陆人越来越少偷渡香港，反而出现了香港居民移居大陆的现象。
香港规划署调查发现，到二○○一年已经有四万多香港人移居大陆，近两年更是以年均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增长。到二○○五年底，香港人在大陆自置的物业数量达十八点一六万个，共有近九点二万港人在大陆居住，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
同一座罗湖桥。见证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之初，一位西方经济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一九五二年搞计划生育，一九五四年搞生态保护，一九五六年开始经济改革，六十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九倍。
厉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字幕：
一九五五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四点七，到一九八○年，下降至百分之二点五。
一九六○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日本持平，到一九八○年，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九五，居第十二位，到一九八。年，下降到百分之零点七五，居第三十二位。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长期对峙格局，随后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再加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天灾人祸，连一生豪气冲天的毛泽东，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
一九六一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时的毛泽东颇为清醒而冷静地答道：“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坚定和理性地预言：“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一百多年时间!”
毛泽东又何尝不想尽快打破被封锁的僵局。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尼克松此行十分重视。为迎接尼克松的到访，他老人家二十多天前就主动配合医生治疗他的肺部感染，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强制锻炼身体，不停地练习起立，蹒跚走路……这一天更是怀着很少有的高兴，专门请来理发师理了发、刮了胡子，早早就坐到中南海游泳池室内的书房兼会客室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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