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珠江，东方的觉醒
作者：张胜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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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俟接到尼克松专机已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的报告，他当即传话给周恩来：“立刻会见。”
毛泽东时年已七十九岁高龄，他老人家是在拼着生命的余力奋然推开国门啊!
雄汉盛唐，中国以“万邦来朝”的威仪主动敞开国门，延揽八面来风……
近代衰败的中国欲闭关锁国，却还是被西方列强用汹汹的炮舰轰开国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人已分明听到了惊涛拍岸的呼啸声……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战略思维呢?如果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生长力量，不知道怎么来生长这个力量，就不叫战略思维。
广东、深圳的战略地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战略地位——因其历史沿革、地理方位而凸显出来。
一九七八年的中国风云际会——终于拉开了一场规模巨大、前无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效越来越显著、影响越来越深远，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大幕。
一九七八年的珠江情有独钟——中国人最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了，历史对于珠三角这片土地，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如此厚爱，真可谓：天赐良机，万事俱备矣!
时序演进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从太空卫星上鸟瞰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迹：香港、澳门、广州、珠海、中山、深圳连成一片庞大的城市群落，是灯火最为璀璨亮丽的一道风景，他们遂调皮地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香圳”。
而有幸生息在这一道风景线上的人们，包括官员、教授、学者、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医生、律师、工人、农民以及打工仔、提壶卖浆者们，终于以觉醒者的身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大道上迅跑……第三集深圳破冰
字幕：二○○七年，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实物展。
解说员：“这是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用过的饭盒，这是当年梁湘同志的办公桌和公文包，这是……”
显然，这是一个简陋的记忆，却是一段石破天惊的历史的开端……
深圳，原来只是濒临珠江人海口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边陲小镇。
人口不足三万，面积仅三平方公里，街道狭窄，市容破败，二百米不到的“猪仔街”、“鱼仔街”脏乱拥挤，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已算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了……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完便可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
然而，走过了一千七百年历史风烟的深圳，却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版图上典型的“省尾国角”。
深圳经济特区创建之初，有“五子登科”之说：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圩镇的底子，穷得不成样子。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递交全国人大审议。
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中央委托，宣读了整个条例。在一片掌声中，《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深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
八月二十六日，也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生日……
深圳经济特区从此踏上悲壮的破冰之旅……这是关乎未来中国命运的一项大决策!
日后无数次出现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的那一座著名雕塑《拓荒牛》，极其生动地揭示了深圳创业者的风采。
没有资金——首任书记吴南生和当年的副总理谷牧多方“化缘”，也仅争取到三千万元贷款作为启动经费，可谓杯水车薪。
没有设备——几十家小工厂、小作坊敲敲打打只能捣腾出一些小农具、小五金及粗糙家庭用品。
没有人才——可怜巴巴的农业、林业、农机、水产四家县属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二十七人中除两名工程师外。其余均属初级科技水平。
更为可怕的是，传统的计划体制，渗透在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经济建设需要资金，需要人才，需要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需要计划的链条来完成。可问题恰恰是，经济特区没有在这个计划的链条内。
经济特区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切只能靠开拓者们大胆去闯，大胆去探索，凭本事起家!
“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
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传统与习惯的挑战和超越。
必须破除传统经济模式，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胡耀邦曾要求特区要敢于“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敢于经受一场新旧体制胶着、摩擦、碰撞的阵痛!
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起步的通行做法，俗话叫做“借鸡生蛋”。
香港是靠借钱“飞”起来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走的都是这条路子。
深圳也很快确立了一个方针：特区建设资金以引入外资为主，把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及欧美等资金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深圳来。
要吸引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厂，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借鸡生蛋”也得先搭起一个“鸡窝”呀。
明摆着的现实是：平地、通水、通电、通车、通讯……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可供客商投资办企业的地皮，至少需耗资一亿元人民币。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刚创办的深圳特区，此话千真万确啊!
深圳，需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壮举。
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改革开放的血路。
“出租土地”——在民族情绪极度敏感的年代可是大逆不道之举，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连想也不敢想。
深圳市领导人却大胆地想了——他们分明看到深圳河边沉寂的旷野上正垒着厚厚的黄金——果不其然，若干年后即有经济学家测算，最早开发的零点八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其地面上累积起的财富已足可铺上一层厚厚的百元大钞。
仅开发罗湖小区的头两年，共租出四点五四万平方米土地，收取租金二点一三六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达四十亿港元。
从土地的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特区的拓荒者初尝了市场经济的甜头——掘到了起步创业的第一桶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会堂的这次土地拍卖活动，作为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带有根本性改革的历史瞬间，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其实，早在特区建立之初，深圳拓荒者们突破“出租土地”的禁区后，一九八二年，更是规范了不同等级的土地收取不同标准使用费的规定。
这些被称为闯雷区的改革，其实依据于一九八。年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原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江泽民和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后来说，干脆就叫做土地使用费吧。土地使用费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租金，还有什么税都合在一起了。一叫“土地使用费”，大家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的样子，你一说地租就不行啦。
把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收取“土地使用费”，避开“地租”这个敏感的字眼，可以说是江泽民和特区改革者们的一大创造，是一场触及雷区的改革实验。
当年，“出租土地”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曾轰动了整个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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