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岁月如春，风物长新
作者：邱华栋 李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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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赞歌》：一个事件，一个预言
李元胜
一九七九年一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艾青长诗《光的赞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这是一个诗歌事件。因为从这首诗的隆重发表开始，一批从中国读者视线中消失已久的诗坛宿将，以耀眼的方式纷纷登场，给饥渴中的读者以清新和强烈的冲击。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前的十多年里，被集体“禁声”的诗人们对生活，对真理，对祖国的热爱仅仅是转移到了内心深处，而没有因为绝望而消失。这样的热爱像地火在地底积蓄着能量，等待着喷发的机会。在时代交替的敏感时期，他们终于以燃烧的形式出现，证明了他们所拥有的赤子之心。人们把这个时期的这群诗人称为归来者。《光的赞歌》即是归来者的亮相之作。
在经过了复杂而伟大的新时期三十年之后，重新审视这部作品的发表，我个人认为，它其实还是另一个事件，另一个更大的事件。《光的赞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对十年动乱作了清算和总结，并勇敢地披露了一个全新时代的信息。它既是诗人对一个时代的总结陈词，又是新时代的预言书。这是一部幸运的作品，它被选中成为时代的代言者。
《光的赞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朴素的诗。诗坛宿将们重归诗坛后，差不多都放弃了华丽的表达方式，代之以朴素的诗风。这一点很有意思。当人们非常急切地想到表达什么的时候，最简洁，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或者说风格是最合适的。我认为艾青在《光的赞歌》中，有他非常急切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对个人追求真理的权利的捍卫。在那样一个时期，这样的主题，能被《人民文学》杂志隆重推出，说明这个国家的深刻变化已经悄然开始。
但是有人害怕光
有人对光满怀仇恨
因为光所发出的针芒
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
历史上的所有暴君
各个朝代的奸臣
一切贪婪无厌的人
为了偷窃财富、垄断财富
千方百计想把光监禁
因为光能使人觉醒
这样的诗句如脱口而出，写得痛快，也让人读得痛快。在诗中，光即是看见，即是照耀，在《光的赞歌》中，光更暗喻着真理。能够探索和理解身边的世界，是人类的骄傲所在，也使人类区别于飞禽走兽。探索真理应该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因为寻求真理而获罪甚至失去生命的例子，实在举不胜举。十年动乱的真相和本质，即是，不管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失去了个人探索真理、表达真理的权利。个人失去尊严的时候，也往往是民族陷入灾难的时候——整个国家失去了光芒和活力。作为一个因文获罪的知识分子，艾青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是深沉而理性的，因而他最明白十年动乱中，一代人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朴素而有力的诗笔，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以诗歌的方式对十年动乱的本质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刚刚结束动乱的中国人在政治、思想层面产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议和分歧。“两个凡是”的出现意味着在思想上划出了巨大的禁区，对它的批判和突破是一次了不起的思想解放。一九七八年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讨论，带来了更大的思想解放。有了这两次成功的突破后，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这个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风起云涌，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在这个敏感时期，我们应该感到骄傲的是，一批文学家承担起了思想解放的责任，并用最深切最生动的方式，为处在疑虑和期望中的读者们，提供了安慰、鼓励和启发。所以，在这个时期，在八十年代到来的前夕，《人民文学》发表《光的赞歌》，不是偶然的。《光的赞歌》的发表既承接了思想战线大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成果，又表达了文学家们对自由的独立的深沉的思考——所谓自由最重要的是个人探索真理的自由，它和生命一样重要。因而，《光的赞歌》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呐喊，在它通过《人民文学》送到全国读者眼前时，它也成为了时代的宣言。
同一时期的“伤痕文学”，让人们以更清醒的方式看待十年动乱带来的精神创伤。“歌德还是缺德”的讨论很多程度上让文学评论不再是对文学作品的武断的政治诊断。稍后的朦胧诗的出现隐隐呈现出全新的美学原则。其中，《光的赞歌》作为一部诗歌作品，它的出现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它用最彻底最直接的表达，捍卫了人类个体探索真理、表达真理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利，就更不可能有艺术家们独立地探索艺术真理的权利和自由了，也不会有激情和灿烂的八十年代了。
所以，我说这首诗还是对未来的预言书：思想解放的道路必将延伸，而个人寻求真理的权利，仍然需要通过斗争才能获得。不管是随之出现的八十年代，还是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为中国的强劲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动力。
《乔厂长上任记》：五十六岁的乔
杨少衡
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七月，我结识了乔光朴。此人生于一九二二年，这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乔光朴已婚，后丧偶，其妻生前在大学工作，于一九六八年死于“文革”，至一九七八年，乔已失偶十年。乔与妻子育有多位儿女，最小一个孩子也考上大学，离父亲而去，乔独守空宅。二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前后，乔三十五岁左右，曾被派往苏联学习，当时苏联尚未变成前苏联或俄罗斯，列宁格勒也未改回原名圣彼得堡，乔在列宁格勒一家电力企业当助理厂长时结识了一个叫童贞的中国女留学生，童比乔小了十多岁，对乔印象深刻，非常仰慕。留学回国后，童进了乔任厂长的电机厂，她把所有追求者都拒之门外，矢志不嫁，始终对乔怀有特殊感情。童的外甥郗望北恨乔乱搞女人，误其老姨，于“文革”中带头造反斗乔，让乔名誉扫地，也差点让自己的老姨童贞一死了事。“文革”后乔东山再起，当了机电公司经理。五十六岁这年，他主动请缨，回到景况一塌糊涂的电机厂任厂长。到任之初，他当众宣布与童贞结婚，童即被任命为该厂副总工程师。童的外甥郗望北此时已是该厂副厂长，被乔贬为车间主任，不久又重用为副厂长。乔在电机厂大刀阔斧，实施多项改革，与上下勾连的反对势力相搏。反对者强力反弹，上访、绝食，控告信满天飞舞。身陷艰险又满怀希望的乔在我面前喝一口水，把脸稍微一侧，用很有点裘派的味道唱起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现在我得说明，我认识乔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乔光朴是该刊一九七八年七月号所发蒋子龙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主要人物。凡我这样年纪的人，只要有小学三年级以上学历，估计没有谁不知道这部小说，没有谁不认识乔光朴。当年这部小说风靡一时，大家争相阅读，街巷坊间，个个都说乔厂长。时隔三十年，重读小说，与乔邂逅重逢，只觉感慨无尽。
我发觉生活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三十年过去，乔时代许多社会景况已经不再。三十年间一波紧跟一波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