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岁月如春，风物长新
作者：邱华栋 李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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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壮地告诉你，刑天可以保证他的事迹准确地流传。这种笃信，有时候真是令人羡慕，它是深植大地的根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世世代代，活得朝气蓬勃。小说中的丙崽，跳出了鸡头寨人对于祖先的敬畏与崇奉，游离在世间，是没有根的。连时间都拿他没办法，于是可以容颜不老，活着和死了也没有什么分别。
小说中两度写到五支奶和六支祖跟着凤凰西行，人们齐唱歌谣，那些段落里，有一种沉潜的情谊，从中可以看到韩少功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眷恋足够深，才能足够贴近，才可以真正地进入那一时空。从前的我，总是过度强调想象力的重要，以为只要有充沛的想象力就可以通行无阻。后来我才知道，想象力是有边界的。一个作家也有自己的想象力的疆域，在这当中他才可以调兵遣将，如果离开，法力就会尽失。如果了解另一种生存的逻辑，了解那些人在这种逻辑支配下的喜怒哀乐，首先还是要与它有一种亲缘。《爸爸爸》让我更加明确这一点，也使我为过去许多时候滥用想象力的任性和轻狂而羞愧。小说中又说道，歌谣里是设有一点战争的气息的。是的，文明是活的水，可以自我净化，不会被灾难污染。那些批判传统文化，对它有恐慌和抗拒的人，若是也这样想，大概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东西。
“寻根小说”兴起的时候，我尚在呀呀学语；“寻根小说”发展至高潮的时候，我正着迷于动画片《唐老鸭和米老鼠》，每个傍晚开始跟着电视节目学英语。当上一代作家在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探索，试图找到“我从哪里来”的答案时，我正张开双臂，拥抱应接不暇的舶来文化，迫不及待涂抹掉身上的传统印记。外面的世界完全打开，仿佛伸手就可以碰到，于是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把自己从这片土壤中拔起来，立刻就可以在另外的土壤里扎根，可以在任何土壤里扎根。整个少年时代，对传统文化都好像有一种敌意，并不是因为太熟悉所产生的厌倦，而是因为从来不曾了解。我们这代人，是没有根的，寻根的路径也已经阻断。这种游离的处境，让我想起了小说中的丙崽。“爸爸爸”，这种奇怪的语言，就像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怪胎，永远没有归属，那么孤独。
如今，我已经不知道可以降落在哪片土地上，才能够让写作变得有安全感和底气。读《爸爸爸》的时候，我心底不免又生出许多这样的感伤。
《红高梁》：叛乱的智慧
麦 家
一向不擅对作品做评点，特别是对于《红高粱》这样一部拥有自己的“解释史”的作品，你会发现，所有聪明的话、深刻的话、漂亮的话，甚至荒谬和自相矛盾的话都已经被说过了。一部作品的阅读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个变化的评判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影子，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这一阶段的困惑、探索与痛苦。一九八六年，我们刚开始接触拉美文学，家族叙事和魔幻主义成为我们心中文学创新的样板；“人的解放”“个人自由”成为我们这代人新的价值观；我们隐约感觉到，十七年红色经典所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话语并非那么和谐……莫言的《红高粱》在这些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很多人都会对父母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不是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那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的文本。
这是《红高粱》被读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调。但我却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后的这次重读，是一次冰凉的相遇，它远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焦躁和炽热。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忧郁和诗意的。它同时具有文和野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它的蛮力与激情之后，隐藏着对于战争、死亡与人性的诗意表达。只是这一面，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叙事里被轻轻抹去了。也许是对于过去的革命历史叙事太过不满。当时的评论家有一种经典化的急迫，而这种急迫表现在放大莫言与以往叙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欢化的“民间”立场，比如拉美风的魔幻主义，却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和疏漏了另一个重要传统——来自俄罗斯和前苏联人道主义的战争叙事。莫言在回忆《红高粱》的创作动因时曾说，他想写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把战争当成“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其心中的典范是前苏联电影《第四十一》。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叙述，本来亦足以构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当时，在更为新鲜时髦的话语面前，批评界对此集体沉默，这足以看出那个时代人们追新求异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说，他曾按批评的方向自觉调整自己的写作，比如更魔幻一点。这种时髦话题有多大程度上压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义有没有限制和抹杀了莫言的另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他后来会更多地向汉语写作自身的传统后撤?批评总是不断迎合“当下”的需求，却忘记了这种“当下”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一个作家的写作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批评家不断妥协和较劲的历史。但不管怎样，批评与写作这种合谋与互动总比两不相干要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归结于莫言天赋的才华。我是说，莫言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他的既肉感又灵性、既粗粝又细腻、既炽热又苍凉、既蛮野又优美的“狂欢化”文体，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疆域和记忆。
莫言的天赋的才华还体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叛中极为清醒的对话意识。十七年红色经典对于莫言的意义，不仅仅是超越，他曾经讲述过《苦菜花》的情爱叙事对于其作品的影响；草莽英雄和野史传奇的笔法，在《林海雪原》等作品中也有被压抑的呈现。他的反叛是在当代文学传统内部的一次期待已久又如此不同的呈现。当莫言的作品已经内化成这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新的叛乱从哪里开始?今天我们将与谁对话?我们常常感到迷惘的是，这个时代文学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让我们丧失了叛乱的激情与方向。不会再有如同当年的历史时刻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孤独地面对叛乱的难度与可能。对我而言，重温这些经典作品以及它们的批评史，亦是在梳理我们这个苍凉时代的文学发展脉络，是追问我们从何处来，以及我们还可以去向何处。
《大厂》：潮起潮落
李 浩
1 在我印象中，谈歌《大厂》在《人民文学》发表几可算是某种标志。一是标志了新一轮“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发轫，二是标志了何申、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的集装上路，同时，它似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