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岁月如春，风物长新
作者：邱华栋 李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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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开端
邱华栋
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在哪里?绝大部分论者现在都认为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杂志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号上发表了刘心武的这篇小说，从此，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开始了，刘心武也被称为是“伤痕文学之父”。尽管“伤痕文学”是拿另外一个作家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的上海《文汇报》)来命名的，但是《班主任》的先声夺人和它所呈现出的强烈的新文学的气息，牢牢地占据了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的位置，并被三十年以来的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所不断加固。“伤痕文学”的出现，主要在于思考和揭示“文革”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伤痕文学”起着重新描述历史与修复人们真实的感情和记忆的作用。因此，这个准文学流派的诞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登场是恰逢其时。
现在来阅读《班主任》这篇小说，肯定会觉得它的艺术上的粗糙，一些特定时代的政治语言充斥在小说里。但是，从一九七七年的角度看，这篇雨后春笋般诞生的小说却有着振聋发聩、直指人心的力量。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某中学的班主任张老师，小说以他的视点来看两个学生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的精神状态。一个是小流氓宋宝琦，他是一个坏小子，偷窃、撒一谎、抢劫、愚昧，干了一些坏事，是有名的小坏蛋。别的老师都不敢要，但是张老师却接收了他，愿意当他的班主任，而且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地帮助他，和他渐渐地靠近。另外一个是女生谢惠敏，她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按照一般的看法，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好，本质纯正，听老师的话，但是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头脑僵化、没有任何判断力的盲从者，她的言谈和举止、行为和思想，都深受“四人帮”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她时刻不忘记要“揭露”、“批判”和“斗争”，要时刻反对“资产阶级作风”，而且连《牛虻》这样的书，她也认为是黄书和毒草。显然，谢惠敏这样的好孩子、好学生，在精神层面上也是深受“文革”流毒影响的，这是更加可怕的。在小说中，这两个学生以对称和相互比较的方式出现，但是，他们都不是中国未来真正需要的人，他们在精神层面都是残疾的和病态的人，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张老师代替作者刘心武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声。
《班主任》的发表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共鸣，光是读者来信就有两千封，可见这篇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力。《班主任》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刻画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灵世界，在一个需要清理历史、轻装上阵的时刻，它为时代向前走提供了反思的契机，以鲜明的文学形象，来展示了“文革”的阴影在孩子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可怕影响，使得我们看清楚了历史的真相，从而有能力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去重新规划当前和未来，因为未来必须要新人、年轻人去实现和创造。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诞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语境里思考和给出的一个答案。由此，新时期的文学史，获得了一个新的、真实的起点。
《哥巴赫猜想》：我看见的是你自己
李修文
在徐迟的有生之年，我只远远地见过他一次，仙风道骨，甚至摄人心魄，也许那就是传说中的大师气象，即使幼稚如当时的我，也大致可以想象：跟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他自有一股精魂，将骨子里的那座真身深罩不去，这座真身热情而内省，沉静而又孩子气，它们构成了他的艺术，而艺术，是他的全部。
《哥德巴赫猜想》诞生之初，许多人都赞美过它的文体之美，殊不知，这种在当时鲜见的美感从来就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徐迟的一生中，他在各个时代都是不打折扣的先锋派，尤为重要的是，在他那里，先锋不是姿态，而是一场苦斗：他一直在试探艺术之于自己的可能和底线，甚至一直在试探身体之于生涯的可能和底线——他的死，便是令人惊骇的明证。因此，《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只能是徐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昨天还在工地上写打油诗的人，今天便能作成此篇，激发出隐藏在一个时代内心里的美。
在黄宗英的回忆里，当徐迟和她谈起陈景润，曾经作出一个拥抱的姿势，高声说：“我爱他!”内心里有爱，他才能将对方视作一个奇迹，才能将一个赢弱的、执拗的、病痛的、沉默的陈景润送到人们眼前。事实上，苦修多年的陈景润是一个奇迹，在对文学之美的捍卫上，当时的徐迟同样是一个奇迹。当那些基本的尺度和要素远离文学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唤醒了它们的魂灵，即使不是第一个，他也是最早的人之一；所以，《哥德巴赫猜想》的撰写，更像是一次相逢，一次数学与文学的相逢，所谓吾道不孤；也更像是一次认亲，所谓同道中人：我眼中的你，其实是我自己。
直到今天，每年都要出现大量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想要说的话，总是轻易就被我们要描述的事物所裹挟、所淹没。恕我直言，这些作品都是《哥德巴赫猜想》的不肖子孙，即使它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也流畅地呈现了事实与态度的均衡之美——没有一方投降另外一方，数学在场，文学也在场；陈景润在场，徐迟也在场。《哥德巴赫猜想》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璀璨的文本，它不仅使得报告文学这一体裁迅速风靡，更重要的，是它经由自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体裁的尊严。
而它竟然是轻盈的。在对陈景润的描述中。我们看见了同情与打趣，看见了不平与叹惋，它们却是适度的，没有声嘶力竭，感叹号的使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何以能够如此?要我说，除去徐迟的雕画之功，最难得的，是理解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数学的黑暗之于文学的黑暗，数学的狂喜之于文学的狂喜，两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就像陈景润在等待哥德巴赫猜想的被破解，徐迟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殊胜机缘，时间一到，他便要表达他自己，无需搜尽枯肠，更无需夸大两者之间的樊篱：是的，我要写下的你，实在就是我自己。
毋庸讳言，《哥德巴赫猜想》仍然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像徐迟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尺度，往往不是建立在虚弱的生活内容之上，甚至不是建立在他身处的时代之上。因此，他可能也在寻找面对时代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是为了坚固他的内心。这个内心里有他过往的血肉，他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便不可能去除这些血肉变成另外一个人，他非得要确认自己的方位，建立自己的坐标，才能继续面对这个世界，而奇迹也终将诞生——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说，《哥德巴赫猜想》是一部充满了情感和趣味的作品。且不说陈景润这个形象将在数十年里成为一个传奇，退后一步，至少徐迟从当时的庞大人群里领出了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个人”。
和数学不一样，文学没有标准答案，身兼数学家与哲学家二职的维特根斯坦曾有一条赌气般的定论：“数理之外，没有真理。”某种程度上说，这条定论是对的，当然，它也是错的，需要有人去反对，去叛乱，而徐迟，连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正是这样的义军和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