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岁月如春，风物长新
作者：邱华栋 李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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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央企改革之后，乔的电机厂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想象空间巨大。当年因业务稀松二五眼或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汗，被乔厂长以“编余”名义赶到服务队的杜兵等企业干部职工，后来一定下岗了，也可能成了下岗再就业的典型。当年乔厂长建了一座别致的幼儿园小楼，如今一定移交给了地方相关管理部门。任命乔为厂长的机电局，大概已不存于政府机构序列。当旧日逝去，当生活走到今天，类似小说的一种独特意义却在悄然显现：要感知当年，了解我们曾经怎样，历史如何走过，没有比阅读它更直接更深切了。邂逅乔光朴给我的另一个惊异是乔依然那般光彩。我跟随他进入会场，看着他从旁人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把它揉成一堆细烟丝。看着他试图以有力脚步掩藏自己的痛苦与弱点，于大怒大喜之后大吼两声。五十六岁的乔激情澎湃，壮心不已，弃名利刀斩乱麻，携红颜搏击天地，气概不凡，魅力独具，当年感动过我，三十年后依然让我感动，原来激情最是动人。激越之际，也还有一种品质弥漫于乔和乔的故事之间。我觉得那是一种价值判断，或称核心价值取向。对正直、善良、嫉恶如仇、坚忍不拔和责任感的赞赏，对奸诈、虚伪、贪婪和萎靡不振的鞭挞。可能正因为这些，越过三十年时光，小说照样可以让我们深度共鸣。
算一算年份，我所认识的乔今年已经是八十六高龄。但是显然他依然五十六岁，因为他是小说人物。我相信，在漫长的年代过去之后，他会永远是五十六岁。经典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在于永存的生活、人物和价值。
《陈奂生上城》：变与不变
李 洱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这是高晓声先生的名作《陈奂生上城》的开篇之语。高晓声先生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匆忙中写下的这句话，竟然是对最近三十年来中国乡村现实的一个预言。当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上城”的已经不仅仅是农民，那个“城”也不仅仅是指小说中的县城。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繁华都市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在引诱、召唤着“漏斗户主”的后人们。
陈奂生上城是为了兜售自己做的“油绳”，然后顺便给自己买一顶帽子。在此之前，陈奂生已经有了一顶戴了多年的帽子：“漏斗户主”。那是他常年欠债而获得的一个绰号。现在既然他可以出售“油绳”(一种可以油炸的类似于馓子的面食)，那就说明他粮油不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晓声又会给陈奂生戴上一顶什么样的帽子呢?
无论从哪方面看，陈奂生的进城都令人想到刘姥姥的大观园之行。就角色类型而言，陈奂生等同于刘姥姥，而小说中的县委书记吴楚则等同于凤姐。这一点，在小说的续篇《陈奂生转业》当中会更加明显。在高晓声的安排下，陈奂生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帽子，但因为只有卖掉“油绳”才能有钱买帽子，所以此事只好暂时向后延宕。当陈奂生在车站卖掉了油绳，有了钱之后，卖帽子的人已经下班，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发烧，使得小说的叙事出现了转折。陈奂生在昏迷之中，被偶然出现的县委书纪吴楚送到了“豪华”的招待所。五元钱一夜的住宿费，又花掉了他预备买帽子的钱。昂贵的住宿费，成了陈奂生新的“漏斗”，忙活了一天一夜，陈奂生又成了新的“漏斗户主”。
但是此“漏斗户主”非彼“漏斗户主”也。这是一个遭遇了现代性经历的“漏斗户主”：在那个招待所里，一个农民与所谓的现代性生活，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短兵相接。当我们看到陈奂生先是胆怯后是震惊然后又理直气壮地享用现代生活，并对现代生活进行激烈的报复，同时又预备着要在日后把这个事件当成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进行炫耀的时候，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又借尸还魂了。顺便说一句，小说中弥漫的喜剧性因子已经表明，这其实并不是写给农民看的小说，当时的农民读者不会意识到它的喜剧性。被人看成农民作家和农民代言人的高晓声，其实并不是农民。这种情况当然不仅仅出现在高晓声身上。如果我们稍微考察一下新时期以来被人称为“农民作家”的创作，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不知道，批评家们近年提出的“底层写作”、“底层文学”的概念，是不是也可以放在这个范畴内进行辨析?
陈奂生最后还是买了一顶帽子，但他用的并不是卖油绳的利润，而是他原来的本钱。这显然有违于陈奂生的初衷，这当然也是高晓声非常有力的一笔。但我对高晓声先生因为急着讲述故事，而没有在此稍作逗留，甚至没有提供一些必要的细节和必要的心理活动，不能不稍感遗憾。好在我的遗憾在《陈奂生上城》的续篇《陈奂生转业》中得到了部分弥补：在《陈奂生转业》中，我又看到了一顶帽子，那是已经荣升地委书记的吴楚送给他的呢帽。呢帽的样式、颜色不详，高晓声只是告诉我们，吴楚戴着有点大，眼睛都遮住了，但是戴到陈奂生头上却正合适。接过那顶二手的呢帽，“陈奂生心头的暖气，一直流到脚趾上”，并且“足足抚了两个钟头”。相对以前的那顶“漏斗户主”这顶帽子，这样一顶同样是由别人赐与的帽子，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毫无疑问，与高晓声创作《陈奂生上城》的那个时候相比，乡土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当年陈奂生住过的那个“豪华”的招待所里的各种摆设，现在已经出现在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家中，成为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城乡关系、生产消费的模式、民间伦理也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年陈奂生是“悠悠”上城，今天“悠悠”之态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如果考虑到乡土中国的架构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人们的基本欲望也不可能出现根本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陈奂生上城》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而对于后来的写作者来说，如何在变动之中注意到不变，在不变之中注意到变动，并使得小说保持它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春之声》：面朝夜晚，春暖花开 徐 坤
一九八○年的早春二月，自然界的气候，绝不会像现如今臭氧层被破坏后全球气候变暖得这么一塌糊涂。一九八○年的阳历二月，那时节大部分北方应该还是北风烟雪，大地冰封，天寒地冻。然而，一个孤独坐在闷罐车里回乡探亲的旅人，在旅途遭受的种种不适意中，心里却时刻充满春天的暖意融融。
——这就是王蒙发表在一九八○年第五期《人民文学》上的《春之声》。请注意，它是这个样子开头：“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而不是“哗的一声，春天就来到了”!先抑后扬，在冬季的黑夜里冥想春天，那该是怎样一番姿色!看完文本，真应了那一句老理，道是“看景不如说景”。
不知怎的，多年以后，当我拿起这篇旧作重读时，深藏在记忆里的这句别致的小说开头，仍是让人一振!不由联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那个著名的开头：“多年之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