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岁月如春，风物长新
作者：邱华栋 李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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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了中国作家对生活现实的关切与询问。在这种标志中，《大厂》是果敢的，谈歌是果敢的。它属于，那种直面现实问题的小说。
2 最初读《大厂》，我刚开始写小说不久，还持续着一种年轻而盲目的傲慢。然而，《大厂》却对我的傲慢构成了冲击。它有一种直接的力量，将你带入，带入到故事的、人物的纷争中去。在今天，当我重读谈歌的《大厂》，那种艰难，那种无奈，那种事事牵挂却事事难处的感觉依然可从文字的后面浸洇过来。
3 艰难，从小说的第一段就开始了，从厂长吕建国“早上一上班”的时候就开始了，甚至，它开始于小说的开始之前。随后，这份艰难一波三折，层层叠加，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谈歌编织故事、制造矛盾的本事让人佩服。在这里，谈歌也有股“狠劲儿”，他刁难着这个举步维艰的大厂，刁难着厂长吕建国，刁难着厂党委书记贺玉梅，刁难着病重的全国劳模章荣，也刁难着技术骨干袁家杰和厂里面所有的干部、工人。当然，他也刁难着我们这些阅读者，他“逼迫”我们随着故事的展开不得不和厂长吕建国他们一起分享这个艰难，逼迫我们开动脑筋，想方设法……谈歌，让我们阅读者变成了亲历者，仿佛大厂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困境，仿佛我们正在经历着那些不如意、不得不，以及无计可施。吕建国有些很意气用事的话，也正是我想说的。
4 故事中的人物在一起分享着大厂的艰难，虽然这里面有误解有矛盾。这份艰难，是有时代性的，它有着和当时现实密切的根连。资金短缺、三角债(当下，这个词似乎正退出我们的视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个词了)将厂长吕建国逼到了墙角，工人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重病号住不了院，厂里唯一的高级轿车也丢了，为了一份合同，厂办主任陪客户嫖妓、打警察被抓，工人偷厂里的电视去卖，砸了财务室……谈歌将故事设计得环环相扣，风生水起。当然，《大厂》不只是故事，不只是传奇，写作《大厂》时的谈歌是严肃的，他面对的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命题，它映照的是当时的现实，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伊始的困囿、窘境与艰辛。它是生活的、现实的、经验的。同时，《大厂》对问题的提示与展开也并不单一，它是谈歌手里的万花筒，是他精心编就的一个筐，在这里面，当日生活中的林林总总都有或正或侧的反映，譬如裙带关系，譬如请吃请喝，譬如谢跃进和贺玉梅之间的感情危机，譬如……我觉得，谈歌的这类小说可当做某种的“史”来看，它，是一面镜子。
5 《大厂》中的艰难和困境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时间，改革，给予了此大厂、彼大厂什么样的机遇和新挑战?谈歌在小说中借章荣的口说了一句话，他是对厂长吕建国说的。他说，什么事情也有个潮起潮落的；他说，你们千万顶住这一段困难。我想，这句话也是谈歌想说给自己听的，说给我们听的。
6 重读《大厂》，让我明晰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以及在这时光下面流走的和留下的部分。是的，《大厂》中的诸多问题和他们的困境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种“隔世”感，有些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问题，而某些问题则在当下获得了异变。我们当下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旧时的那些了。我承认我对许多事物都缺少敏感，我忽略了许多的变化，然而，当重读《大厂》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时代的变化原来如此清晰，如此巨大。站在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如何想象现今的生活?无论是状态还是质量。“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突然想起了这句歌词，突然，百感交集。
《玉米》：最好滋味的老玉米
鲁 敏
二○○一年，带着懒洋洋的惯性，犹豫而缺乏方向感的，新世纪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当人们依然在绵软的春风里沉醉，如同万物生焉的丰饶大地，四月号的《人民文学》突然长出了一株《玉米》。
这《玉米》，从一长出来就是老的，老得没法再老了——
因这粒种子来自七十年代的王家庄，不，也许更早，它来自最初的乡村，最野蛮也是最天真的乡村，它耐心地、富有野心地在泥土下呆了若干年，直到这个世纪的初年，或许是毕飞宇，或许是玉米本人，或者是他与她心照不宣、随意地对视一眼，不慌不忙地决定：出来。
这一出来，竟是硕大无朋、鲜美异常，人们都给狠狠地呛了一口，所有的文学味蕾全体起立，给美着了，给伤着了，乃至幸福地昏死过去。
从没想到，从不敢想，世界上会有这么好滋味的老玉米。
无数个私下或公共的场合，圈内或圈外的人们，看过很多遍或永远不看第二遍的人们，饭局上或房间里，手机里或飞机上，关于《玉米》的味道，大家在说。
好在什么地方?一千个人可以说上一千句完全不同的，好像《玉米》是个巨大的万花筒。
上榜理由的清单于是像老式电报房里的针孔打印纸那样，无限漫长地往下拉。
历史的浓缩与稀释、政治的微观与放大、权力的强化与解构、伦理的重建与颠覆。对性的体恤与践踏，对乡村的梳理与击打，人性的温顺与畸变……许多人这样说。
好了，不要谈那些森严的、衍生物般的理论，这是一个最纯粹的故事不是吗?并让我们发现了又一个永生难忘的文学人物不是吗?我就只是喜欢玉米，她是我的姐妹我的母亲我的女儿。不仅仅如此，我还贪心地喜欢有庆家的，喜欢王连方，甚至那个整天被玉米抱来抱去的王红兵，不可以吗?这篇小说，带给了我们一个人，一群人，一类人……有些人这样说。
其实，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天才与技巧!想想那一拳拳打到人脸上的句子、挠到痒痒处的细节，字里行间慢条斯理的体贴与傲慢，危险的深渊般的谋篇布局，以及所有无法用物理方法进行分离的微妙元素，如同DNA，它们分布在《玉米》的肌理、气氛乃至停顿与空白里。对了，还有结尾的那个“好”，着意得如此大意，如此得意，如此无意，如此刚刚好!单凭这个尾巴，《玉米》就成了文学赛道上的一个永久性障碍，它毫不在意地挡在那里，让所有的后来者都绕不过去，甚而陷入最强烈也是最真诚的妒忌!另有一些人说这些。
——原谅人们过分热情的礼赞及慌不择言的滔滔不绝吧，像是完全没有见过世面，也许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小小的背景：二○○一年，这是新世纪的新鲜初年，但绝非中国文学的二八韶华。
经过了八十年代疯癫般的高潮、趟过了九十年代缓慢浑浊的河床，新世纪的文学，像是到了更年期，众声喧哗的嘲讽与目迷五色的刺激中，它极为敏感乃至自卑，它迫切地需要一些好东西，来证明自己：依然是一个宽广美好的、富有影响力的、前程远大的伟大艺术门类。然而，当它撼动自己的苍老枝干，摇落下一大堆神速生长、数量惊人的长篇短制，却总失望地发现一堆又一堆似曾相识、不大中用的涩柿子、青果子与歪瓜裂枣，所以，可以想见啊，当毕飞宇的这株老《玉米》，突然间，以那样一个挺拔而朴素的姿态，结结实实地在大地上伸展!
这就让中国文学这个更年期的家伙欣慰地吃到了一颗定心丸，它舒服多了，从容多了，可不是嘛，不要怕，不要急，一直在的，本土的、原乡的、茁壮的、我们的文学；泣血的、痴狂的、骄傲的、我们的文学，它一直在那里，有了《玉米》，以及其他一串一串、前赴后继的果实，我们就会一直这样坚信。最起码，在这个才拉了一道小门缝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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