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罗坎村
作者：袁劲梅
字体： 【大 中 小】
寻找一个带职锻炼的点儿，下去一年，回来好升官一级。两家老人都劝我跟着去玩几天，来它个“旅行弥合”，只当出去玩一圈，便能统一观点，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没想到才走到清浏河边的“江湖”，还没见到那七个牌坊，我们就基础倒塌，指鼻子上脸地干了一场。起因是：我那个五短身材的前夫一挥手，从兜里掏出一张证件，在罗坎村鱼铺子上一晃，说：“看清楚了，我是上边来的!”卖鱼的汉子正在和旁边卖鸡蛋的女人打情骂俏，顿时转过脸来，从鱼篓里拎出一条大青鱼，递到我的鼻子底下，弯着腰，人矮了一截，龇着黄牙，笑成一盘向日葵：“活鱼，活鱼，刚抓上来的!”我转身就走，当时就给我前夫起了个外号：石壕吏。
我前夫那张唬人的招牌不过是张工作证。在到罗坎村的路上，他已经先后甩出来两次。不过是要带职下放，搞得像个钦差大臣。那天，我在前，他在后，在“江湖”上疾走。先是他要我说清楚，为啥骂他“石壕吏”，然后我们就停在街心，从“石壕吏”吵到“非离不可”。最后他手一伸说：“东西拿来!”他指的是那条戴在我脖子上的“狗链子”。我说：“我还你狗链子，你还我自由。”他说：“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子在深圳花了三千块钱买的，24K金!”
罗清浏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过来，把我拉到身后，说我是他妹妹，打老婆不能打到娘家来。“石壕吏”矛头一转，对罗清浏吼：“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石壕吏”的老家是朱家集，说起来是个比罗坎还小的村子。他心眼小，雄心大。心眼小表现在：自从跟他结婚以后，不但我的男朋友被他吓得不敢再来找我玩了，连我的女朋友也不敢来找我玩了。雄心大表现在：他不会平视说话，要么仰着头说奉承话，要么眼睛朝下教训人。这样他就总是处在向上爬的过程中。那天罗清浏戴着眼镜，两个眼睛一样大了，且穿着军装，不像罗坎村当地的农民，“石壕吏”一时不能决定该如何对待他，吼过之后就停住了。而我因为被小朋友在一种丑陋的状态下认出，很有点难为情。我们两个人的战争告停。
在罗坎的三天里，“石壕吏”对罗清浏一直戒备着。还说我到罗坎，原来就是要见这个男人。罗清浏当时刚结婚。后来，我们到罗家，罗清浏的母亲误把我当作罗清浏的新媳妇，“石壕吏”当堂就认定我七岁的时候和罗清浏有过一划子。
罗清浏的母亲在灶堂里煮了冰糖鸡蛋拿出来，叫我们吃吃吃。罗清浏告诉他妈：他媳妇有采访不能回来，而我是以前猪场先生家的丫头。他妈大为放松，一件又一件把身上穿的毛衣脱下来。脱了四件之后，手腕上露出一个大手表。罗坎村的人富裕要摆在脸上，这样没人敢欺负。在九十年代初，罗坎人富裕的象征是毛衣和手表，比七十年代空得一门城里亲戚实在多了。罗清浏他妈说，媳妇是个军官的女儿，不敢轻慢了人家，把家里的毛衣全都穿上了。就是穿这么多毛衣烧火，实在太热。
罗清浏他妈这句话里提到“军官”，使“石壕吏”改变了对罗清浏的看法。我说：“七岁的时候，我和罗清浏一起看过猪交配。”他居然还有了一点笑脸。我知道他是装笑，就跟罗坎村的妇女用毛衣来装门面一样，想当官的文人都会用谦和的笑脸来装门面。笑也可以有好几层，根据对方与他自己的相对位置决定给多给少。那回他像洒花粉一样洒了一点笑，并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祠堂后”猪场看看。
罗清浏他妈说：“你家猪场改成幼儿园了。娃娃们讨个灵气好考大学。”
把“祠堂后”变成幼儿园，是罗坎结构在新时代的重大变动。其意义比当年猪场参政还伟大。以前，大人下水田插秧，小孩子就在田埂上抓田鸡、玩泥巴，到天晚，小泥手牵着父母空了的水稻担子，迎着金盏花一样的落日走回家吃饭。清浏河一湾阳光，金币一样闪，今天流走了明天又流来，转来转去离不开家乡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农民孩子也进幼儿园，罗坎人想着把孩子往土地之外送了。金盏花要长得像金元宝，金币要能看又能用。他们能如此抬举我们那个猪场，这在我意料之外。这是农民发财梦里的天真浪漫。不管怎么说，把孩子都送进猪场，这是“老家”对我幼年的一个肯定。我们猪场的传奇应该是能够流传下去了。
往猪场去的路上，过去的石板路还是光溜溜地泛着水色，两根青青的狗尾巴草在墙根上谦恭地弯着须子，有小狗从我们脚边哧溜穿过去，鸡屎味儿和糯米糕的清香同时从竹篱笆里冒出来，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嗷嗷叫着在街口互相挥着拳头。罗坎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都还在，只是不见有一大群邻居从各自的土门楼里冲出来拉架。碰巧这两个男人打到我身边来，我便一把揪住一个大汉的后衣领把他往后拖，嘴里叫道：“回家，回家。”罗清浏便把那第二个男人也往他自家推。“石壕吏”把手插进兜里，以拔手枪的姿势，去拉他那张王牌。
罗坎的两个男人并不恋战，似乎就等着有人出来推他们回家。没等“石壕吏”的武器出手，战事就以罗坎的传统方式结束了。两个男人各自站在自家的土门楼里喘着粗气说：“明天走着瞧。”一个坐在自家门洞里蒸梅花糕的老太太叹气道：“人都走光了，不归家了，拉架的人都没有了。”
等我真看到“祠堂后”改成的幼儿园，我又担心起罗坎判案子、断是非的事情，不知哪个机构司掌公平问题了。我把这个问题向罗清浏提出来。罗清浏在军校读书多年，因为要出国留学才回家道别，脑袋里想的全是世界上的大事，对罗坎的公平问题不怎么上心。倒是铁了心要在中国干的“石壕吏”说了话，他说：“现在市场经济了，又不要那么多平均分配，公平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那时候，“经济杠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脑袋里想着的是一根金箍棒，金光闪闪，被尖嘴猴腮的“市场”拿在手里滴溜转，把罗坎农民甩出了土地的磁场，成了一片一片零星的小铁片，自由鸟一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巡视，哪个枝头有金果子就落到哪里去。按照“石壕吏”的理论推下去：既是四海为家了，“村部”、“祠堂后”本来也就可以废了。谁家的猪要是再踩断人家的胳膊，撞掉人家的牙，放到“经济杠杆”上一称，赔他几个金果子就是了。用钱来计算是非，不像用礼数那么麻烦，单位为“元”，清清楚楚。这也挺好，若用礼数，是非对错都在前人的框子里定，反倒说不清今人的公平不公平，不老不死的只有“钱”。
旧时司掌罗坎“公正”问题的机构废了，但奇怪的是“业华祠堂”的香火却前所未有地旺盛，门匾上“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刚重新描过，发出威仪庄重的亮光。进进出出的老人儿童，个个敬香敬果，求祖宗保佑他们在外打工的亲人发财致富。罗清浏在路过罗家祠堂的时候有了一些感慨，他说：“等有了儿子要带回来拜拜，祖宗保佑起子孙来，想必比菩萨还卖力。”
我说：“你小时候说离开罗坎再也不回来了。”罗清浏就憨厚地笑：“这就要出国了，真不能回来了，想法倒变了。有些事儿身不由己。家总归是家。”在对罗坎村的态度上，我从来没有罗清浏那种“一去不复还”的偏见。他是土生土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14]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