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罗坎村
作者：袁劲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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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问。没想到一个人的老家还能就这么没了。把一种生活方式存起来，展览给人看，是为了让它更值钱还是更不值钱?
“石壕吏”说：“从我们上次去过罗坎之后，没多久，罗坎村就样样都走了下坡路。村子越来越空，留不住人。到现在，只有那个沾了你家猪场风水的幼儿园还发达。青壮年一个个都进城打工去了。孩子留在罗坎，老年人在家给年轻人看孩子。”
看来“经济杠杆”还真是条金箍棒，一点都不含情脉脉，一直打到农民的老家去。“石壕吏”描述的是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四堵白墙一家人，三顿饭一大家子围在一张桌子吃的罗坎家庭不一样了。罗坎的人不再像小铁屑一样被绿油油的水稻田吸引住了，工厂和城市是力量更大的磁场，把农民从土地中拉出去，嫁给社会工业化。七个牌坊撑了上千年的罗坎和我的小家庭一样，说解体就解体了。最后，连“老家”头上也贴上了商标，拿出来卖钱。真不知罗坎人东家的份子，西家的酒席，数不清的礼数和修身养性的情趣在离开土地之后，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石壕吏”开始对我提罗坎出去闯生活的人，谁最出息，谁最坏。报了几个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最出息的那位当了什么“罗总”，最没出息的当了“杀人犯”。“石壕吏”见我记不得这些人，就扳着指头算，算了半天，算出来“罗总”是罗清浏的表妹夫的堂兄，“杀人犯”是罗清浏堂姐夫的表侄。这关系一算清楚，他问我：“这下你该记得了吧?”我说：“我记得罗清浏后脑勺上有块大疤，他叫我用黑蜡笔给他涂成黑色。我花了半小时才涂上去。”
“石壕吏”说：“你从小就喜欢男人头。”他话里带酸带刺，我立刻回击说：“可惜，挑多了，一头也没挑到。”我知道我很讨人嫌，不会让步。但“石壕吏”明显过了吵架的年龄，有了一些领导对待群众的风度，他只是说：“十几年前我们到罗坎，我干了什么坏事，你要叫我‘石壕吏’?要不是我坚持搞民俗村，你老家罗坎恐怕已经给房地产公司拍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石壕吏”，他干的那点儿事，最多也就是个拉大旗作虎皮，既谈不上腐败，又谈不上贪污，但我的容忍度从来比较狭隘。我说：“你拿了人民的权力，只要你不代表人民了，你就是腐败了。”
“石壕吏”说：“跟你说白了，我还真不贪。想当官做事，都得我这样活。这次抓民俗村，整下了罗坎的村长，那才叫‘石壕吏’。利用计划生育睡女人，利用修路卖土地，拿回扣。不像话。”
罗坎村长们在我记忆里都是老农民的形象，一时间怎么变成地主了?也许私欲就像性欲，在人本性里，一刺激就活。金箍棒不仅能打人，还能变成蝇子，钻入肚皮里去，把欲望都给发酵起来。“七个牌坊”和“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没这个发酵剂。农民是蜂巢里的一只工蜂，和家族不分家，蜂巢在，工蜂才能活。那时的人理解的“个人”，是家庭结构里的个人。每个个人所在的位置都是家庭结构里的位置。他们长得都很像，举止也相似。你放一个屁，我就知道你肚子里要拉什么屎。风调雨顺之时，这些大哥大姐、干爸干妈就喜欢在屋檐底下闹事骂街，屁大的一点事儿也能闹出帮派情仇来。其实，那是因为大家心里踏实。“家”是有的，怕什么?你爸的猪伤了人，你就得去给人割猪草。你做，给你一碗“精神饭”吃，叫你孝顺儿子；你不做，给你一扫帚“皮肉苦”，管着你灭了人欲。碰上为所欲为不听管的，还可以枪毙。大家异口同声，你只好为别人活。
突然，资本成了钻进茅草房的大象，挤倒了桌子，撞翻了凳子，进得来，出不去。罗坎的农民像被人捅了蜂巢的工蜂，漫天飞，自由了。过去对付“人欲”的家法不灵了，手一松，楼房跟着钱流出来，商品跟着钱流出来，农民跟着钱流走了。不会在财富的洪流里游泳的，成了最受欺负的一群，会在财富里游泳的，拿到财富也不知道要财富的目的，一碰就成为最容易腐败的一群。
话讲到这里的时候，老邵来接人了。“石壕吏”站起身，手放在肚皮上，说：“我们谈得很好。以后再谈。趁你俩都在，托你们一件小事：我有个领导，是个老总，最近把儿子送到美国来读书了。就在小戴的大学。能关照就关照一下，小孩子叫罗洋，会点武术。我叫他过两天来拜见你们?”
老邵说：“没问题，校友的嘱托嘛。”
我说：“我不管，老邵愿意老邵管。”
“石壕吏”说：“这个罗老总就是刚才跟你说到的罗坎出的能人。和你的朋友罗清浏沾亲。这罗洋就是罗总的儿子。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罗清浏的面子上，他的小表侄子你总该关照一下吧?”我说：“幸亏我没嫁给罗清浏，嫁一个就等于嫁了一县城。我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朱家集离清了，这又冒出一县城。”
“石壕吏”并不放弃：“这样说吧，那小罗洋还是你的校友，人家也上过几天猪场幼儿园。”
到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石壕吏”今晚专门来看我的目的。离了婚，还指望我继续给他当绿叶子。又扯出我的罗坎旧情，又给我找了个校友，又当着老邵的面说，就是让我不好拒绝。说起来不就是关照一个孩子吗?其实，是他大蜘蛛吐网，离了婚也让你逃不脱。他对你好必是有目的。我说：“你还是‘石壕吏’的风格呀，‘领导’就是你的爹娘。”
几天后，罗洋来访。这个罗洋人高马大，穿了一身全棉的衣裤，耳朵上戴着耳塞，手里拿着MP3唱机。属于罗坎式结构解体过程中长大的新一代，在我们猪场幼儿园上到大班，被父母接进城。现在又到了美国，从衣着看，也像个新世界人。说起话来有一点罗坎口音，可以叫做有罗坎特色的世界人吧。他一来，也自称和我是“校友”。我问他还记得多少“祠堂后”，他说记得墙上写的口号是：“计划生育，科学育人”。这个口号让我感到亲切，和咱那“科学养猪好”是亲戚。
罗洋给我带了一条围巾做见面礼，还送了我儿子一支笔。我也没拿那围巾当回事，天冷了就随便扯来一戴。结果在校园里碰见一个越南籍的女秘书，她拿着我的围巾角赞不绝口，说，你有这么好的围巾呀!又说了一个什么名牌。我还没有介意。直到她说，这条围巾要五百美元，我才惊得一跳。我全身上下的衣裤皮鞋加起来也不值五十美元。我收了学生的贿!这样贵重的礼物是什么?明显是具有目的性的财富以社交的方式跑到我脖子上来，把我圈住。罗坎式的显富，在十多年后变成了不显山不显水了。钱来得不声不响，花得也不声不响。当年罗清浏他妈穿在身上的四件毛衣，大概件件都是儿子、老伴给她挣来的；而这条不声不响绕到我脖子上来的围巾，却魔鬼一般狡猾，来处可疑，去处险恶。罗坎农民的小家子气在资本面前像冰山一样化了。
我回到家，到儿子房间找到罗洋给的那支笔。第二天，又拿去给越南籍的女秘书看，人家一看，就说这是什么名牌金笔。怎么能给八岁小孩子玩?给医生律师用还差不多。我说，别说什么牌子，我也不懂，就说值多少钱吧。女秘书说，两百美元。
我到了办公室，立刻打电话叫罗洋来。罗洋来了。我把围巾和笔退还给他，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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