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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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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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尽给爷爷说好听的，也勉为其难地跟爷爷玩。
父亲从医院回来，小利就托从前的姐妹找了份扫宾馆厕所的工作。我的妻子成扫厕所的了，我很难过。
葛淙在时留下一些蜂窝煤和一群大大小小的沙钵和罐，妹妹用这些东西继续给父亲煲各种各样的汤。
父亲已不怎么能吃下去汤了，不到两个月，他的右腿又开始变沉。我和葛红小利讳莫如深，我们实在没有力量，没有钱了，如果再需要做一次Y刀什么的，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父亲也努力抑制着右半身的沉，尽量放平两腿走路，或者干脆不走路。有一天他拿杯子的手突然软泥一样啪地摔在桌上，杯子里的水泼了自己一身。母亲“嗷”地一声哭了：“这是什么病呵，什么病呵——花了这么多钱，治了那么长时间，还不好——现在影响到腿、手了……”父亲羞愧地缩在一边，那只闯祸的手还瘫在水里，衣袖都浸湿了。小利拿着毛巾和我对视一下，她拖过父亲的手颠了颠，对我说，父亲还得去住院。
听到这话，母亲昏了过去。我觉得母亲一年多来的压抑、焦虑、恐惧，必须以昏厥、心脏病发作这种激烈的方式表现才能得以缓释，今天果然来了。母亲被送进了医院。母亲是以一种抢救的方式被治疗的，我在好几张生死攸关的纸上签了字。签字时我的手软得拿不住笔，如果这时母亲也不行了怎么办?我累得想哭，自怜得想哭。
母亲住院的第三天父亲也被送进医院，小利干了两个月的清洁工只好在家属院找个不上班的妇女顶替，为此，她还送一套小孩衣服给那妇女。就是扫厕所的工作现在也舍不得丢。
好在母亲没太大的事，一周后就出院了，我们也没钱住更多时间。
12
仅仅十几天，父亲已经完全不能行走了。脑颅里的那颗瘤好像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压迫着脑神经：它像外行走钢丝，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炸开。我再没什么办法了，也许Y刀还可以再来一次，但我已经没有钱了。不是医学救不了父亲的命，而是贫穷救不了父亲的命。我们一家人绑起来也敌不过金钱的力量。谁蔑视金钱?我就想有钱，有钱父亲就可以活过这个还有二十多天就能到来的春节，一个将去的人想再过一个“年”，这是多现实、不算太苛求的愿望。医生摇摇头，爱莫能助的样子，说：“脑子里只能这样了，现在先照顾肺吧。”“肺又怎么了?”我的话里都带着哭腔。医生说父亲胸部出现大量积水，他让我先做个B超。
父亲被妹妹拉着双手搭在我肩上，我把腰弯得很低，父亲还是直往下坠，父亲已经软弱到连儿子的屁股都夹不住了，他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暮气沉沉的布娃娃。我眼眶一酸，把背弓成九十度，用自己的脊梁撑住瘫在上面的父亲。爬楼，爬到二层，从父亲耷拉下来的手臂后面，我看到片档室的女护士。她从楼上下来，转了个身站在楼梯半腰看我，我的目光就和她对住了。她大而干净的眼睛涌上来显而易见的忧伤，我弯着腰倒着看她，因为是倒着，我以为传递出去的信息不会被注意，就平白直露地把自己的忧伤和难过表现出来。我眼里慢慢含了一颗泪。载过平台，女护士依然仰着脸看我，我给了她一个艰难的笑，那颗泪就溢了出来；几乎同时她也露出一个艰涩的笑意。我觉得她看到了我的眼泪，我的忧伤终有一个人知道了，我的自怜也就有所疏释。我继续牲畜一样平着脊椎爬楼。
做完B超重新走回底楼，我没再往片档室那边看一眼，只要女护士看见我眼里的感情和流出的泪，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父亲被我重新放回床上，他忧伤而绵弱的目光捉定了我，我想回避，但想到这可能是父亲要说的“最后的话”，又不得不迎上去。这就要说“最后的话了”，悲，又堵到咽喉。
父亲说：“治不好了，把我背回去，让我跟妈妈在一起。”我说：“这时候你怎么能离开医院……”父亲脸上露出狡黠的笑，他虚弱地说：“你也说‘这个时候’，这说明，我呆在医院会死，不呆在医院也会死。我想跟你们在一起。”我看着父亲，前一句透着他一生的狡黠和明白，后一句，道出一个将逝者对生的留恋和对亲人的眷恋。我眼睛又热了，我想立即将他背回家，让他在母亲的床上耍最后的小性子。可我马上又想到母亲，她那千疮百孔的身体和脆弱的神经，她那羸弱的心脏和调皮的血压，怎么经得住一而再的刺激和打击；还有我那放弃上幼儿园的女儿，对她的年龄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死人，为什么要让她在三岁就去体验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让她目睹“人总是要死的”这对她来说残酷又绝望的真实；还有我那战战兢兢、劳顿不堪的老婆，父亲在家时她每天起床不敢出卧室的门，生怕听见母亲房里传来突如其来的恸哭，她必须听到母亲静悄悄开了门，才一跃而起，出门干这干那。她这么每天憋着，我担心有一天她会精神崩溃；还有妹妹，父亲在家时每个动静传来，她都哭哭啼啼，她走到哪儿都拿着眼药水，一会儿滴一下，过一会儿又滴一下，她的眼白已经哭黄了，睫毛粘粘乎乎的。父亲不在家，她还有个脆弱的笑脸，在家，她就像快要凋零的花。她年纪轻轻不该就这样凋零吧，活着的人应该活得更好吧。将逝者，是应该自己面对死亡，还是牵了一家人共同面对；是应该独自承受死亡的恐惧、离别的凄凉，还是拖上大家共同承受?我想，如果有一天父亲去了，全家都会接受这个事实，没有人会因此自杀或轻视生活，但在这个煎熬的过程中，惊惧和担心会使人饱受重创。一个老者的最后时光和一个大家庭的健康和生活，哪一个更重要?我一手牵着生，一手牵着死；一手牵着男人，一手牵着女人；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
我摸了一把脸对父亲说，“妈的心脏再经不起折腾了。”父亲哀哀地看着我，喃喃地说：“妈妈……”我继续说，“男人一生孤独地面对生活，最后可能也要孤独地面对死亡，能不能承受都得承受；我们是男人，女人们认为，我们比她们强大。”父亲悲凉而深情地看着我，停止了流泪。平静了一下，我又摸了把脸，凑向父亲，小声说：“我和你一起承担。”
这次谈完父亲就没再说触及灵魂的话，对前来探望的家人也作一些轻松的说笑。母亲来过后对小利说，父亲好像好点儿了。她望着靠在棉被上温暖地微笑的父亲，甚至产生一些幻想：你爸生生病，把脾气都生好了。她可能还希望父亲出院后，善待她。
父亲在没有亲友探望时，就静静地闭着眼睛，或默默配合医生给他打那些对他的病已经毫无意义的药水。我陪着父亲坐着(他躺着，他已经坐不起来了)，双手捧着他的手，感觉着他身体的一天天变化，感觉着在他身上一天天浸上来的冰凉和黑暗，感觉着那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像气球一样飘荡的死亡之神，它轻如鸿毛、似漫不经心地飘过来飘过去，有一天触到，父亲就随它飞去了……
我给葛淙打电话，在马路上，就泣不成声了。我说我害怕死，我想生一群孩子，累死累活地抚养他们，并鼓励他们也儿女成群。
13
父亲还是走了。医学达不到我们期望的威力，我们的经济能力也达不到延长父亲生命的最大极限。到最后是我们儿女几个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天天衰竭下去，而无能为力。我宁愿父亲是自己体力不支，在治疗中溘然长逝，也不愿这样，弹尽粮绝，最后眼睁睁地等死。父亲说，已经够了，我们还有点钱，你们几个孩子都孝顺。那些一个钱也没有的，诊断出癌症就推回家了，儿女连床前都不愿近……父亲的意思是说，他知足了。穷人的命，就这么卑微。
我向单位借了两千块钱，送走了父亲。
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我对母亲说，“我们好好打扫一次吧，对爸爸已经尽了力了。现在我们这些人要好好生活，重新积累财富。”母亲说，“该打扫就打扫，东西该煮的煮，该晒的晒。实际上到最后看把你们拖得，我就想，我到死的时候，死了就死了，不拖累你们。”母亲说完进她屋里。我脑门子一酸，扭过脸去。
母亲房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过了会儿母亲走出来，神情木木的，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看着她慢慢打开，里面有个活期存折和一封短笺，上面写着：
孩子们：
我的病把全家的积蓄都耗光了。
存折的3万元钱是我存给你们妈妈的。妈妈没工作，没有退休金，我原先怕一旦我先走，妈妈一个人没有经济来源。这是我留给她的最后的生活费。我这一病看出咱们这个家还有希望，但病是不能再治了。3万元中，1．5万元给葛红结婚，5千给枣枣上学，剩下1万留给妈妈，由她支配。
另外，大家对葛淙多关心，搞文艺的人能力差，葛彬两口有力量多照顾小利父母，谁的父母，都是父母。
父字
读到最后，母亲双臂架成一号位，说一句：死人!就转身回到自己房间了。小利噢地一声哭了，我抹了把脸走出家门，热带南方的冬季阳光依然很好，扶桑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红花、黄花都开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杨沐，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飘逸的海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