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
作者：［美］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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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或以学识渊博而享有名望。其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没有什么学识，而只是满头白发、蓄着髯须的老实人，却也由于年老和忠实厚道而博得众人的尊敬和爱戴。
在拜访中，当问到他村里有多少人识字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知道了又怎样?反正他不关心。我告诉他，若要使这个村子富裕起来，最好的办法是教农民识字。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把在大城市里取得成功的经验告诉他(而在城里，我曾把在法国所做的一切告诉人们)，我问道，在你们村里搞个实验好不好?我们懂得这种方法，知道该怎样去教，你们还可以得到第一个受教育村庄的荣誉。但是，你得出面告诉农民该怎么办，因为光我们说他们不相信。
听了这番话后，他说在村公所里有几个朋友，得先去看看他们。我们表示同意，但要求他告诉这些人，说我们有教农民识字的经验，并向他们介绍我们过去的工作(过去，我们有关于平教运动各个时期的电影，但现在没有了，都让日本人抢走或毁掉了)。后来，我们去拜会村公所的各位成员，我们边喝茶边谈，很快就发现他们中有人和我们的人有关系，大概是一个朋友的老相识，于是，我们便立刻成了朋友，甚至成为亲戚了。那时，他们会请你留下来吃饭，请你喝米酒，可能不多，但这毕竟是友谊和欢乐的表现。对此，人们很高兴。
“后来我提议第二天召开一个大会，他们表示赞同。我们说，要每家都有人参加大会，但是，在哪儿开呢?就在庙里吧。照中国的惯例，村子无论大小，也不论贫富，往往都有一个包括大空场在内的庙，这就是村民用来集会和进行其他社交活动的场所。他们同意了，决定在翌日召开大会，让所有主事人都来参加。
由于农民不识字，张贴布告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派人从村头走到村尾，走遍各个角落，边敲锣边喊：‘明天到空场开会，人人都得去，城里的教书先生到这儿来了。’
人们异常兴奋，互相打听，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人人都来开会，看看到底什么人到村里来了。会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直至锣声再度敲响，人们才安静下来。村里的各位长老都来了，还有矮小的老农妇，以及她们的孙子和孙女……甚至还有小狗。人人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马戏团似的。
长老讲话了，他说：‘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开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它关系到本村的声望。这些先生都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学者，他们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的目的是为了教我们识字，使我们能识文断字。’我要站起来说话，但却不大会说当地的话，于是，那位长者叫来一个会说当地土语的人——与其说是方言土语，不如说是一种拉长声调的讲话，就像在美国听操着浓厚南方口音的人说话一样。在这种场合下，争取到一位有见识的当地人说话是十分重要的。
他说：‘你们都长眼睛了吗?凡是有眼睛的人请举手。’话音刚落，众人纷纷举手。‘你们能看见我吗?’‘能!’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一本书，你们有多少人能看见它?’人们又一次举起手来。‘但是，你们谁能看懂这本书?’没人回答。‘你们都有眼睛，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不会看书，就像瞎子一样。我们这里有医生，他们能治这种病，他们在中国的学校读过书，也在西方留过学。现在，他们到这儿来为你们治病。这些先生很耐心，他们会不断地为你医治，直至痊愈为止。治好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呢?四个月就够了，这些学者知道怎样在四个月内治好你的病!你用不着交费，只要一天用一小时，四个月后你的睁眼瞎病就能治好。’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们都爱听这一席话，但又不相信真有此事。后来，他接着说：‘愿上学的，请举手!’有一个人胆怯地举起手来，很快又放下了。村长着急了，他说：‘朝这边看，老王，你不识字，举起手来，快点，快举手。’老王扭扭捏捏地再次把手举起来，不久，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小男孩也举手了，过了不大一会儿人人都举起了手，大约有三四百人左右。报名情况要看村子的规模，还要看村长的态度。倘若他积极支持，就会全村人都报名的。开始时，我们不收太多学生。
报名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开设的第一个班大约三四十人。也许村长或某个富裕人家能给我们腾出一两个房间。有时我们也在庙里上课。教员是我们培训过的，他懂得教农民识字的办法，还知道如何吸引他们来上学。他给在这个班入学的人上课，回家后，这些人又把学校的情况告诉家里。因此，每当这个班在上课时，路过的人都不免要透过窗户往里看一看。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注意从学员中发现苗子，并把他培养成教员，到第二周，也许本村的教员就能把学校工作接过来。一所平民学校就是这样办起来的。”
每村一校
“第一所学校的确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在懂得学校的性质和知道该如何办学之后，我们就在中心区的村子里开办三四所示范学校，把旧学堂的教师和当地其他识字的人请来。当他们看到教材是那样实用，而教法又那样简单时，都愿意为自己社区内的文盲办识字班，义务上课。那些由农民自己筹办，自己解决经费的学校就是平民学校；我们办的，即由我们负责解决人力、财力的就是实验学校和示范学校。我们只在定县创办了两所实验学校和六所示范学校，而定县人民却办了472所平民学校，达到了每村一校的目标，这些学校都由农民自己解决师资和经费问题。
“不久后，我们就发现当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时，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很多。单纯教他们识字是不够的，识字本身只是教育的工具，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农民需要的是一种包括他们全部生活在内的教育，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很不满意的。因此，对他们的正确教育，不应是教他们适应生活，而是改造生活。以后，你会知道我们是怎样解决公共卫生、农业、经济和地方自治问题的。”
一个社会实验室——定县
“后来，你们都迁到定县去了，”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怎么那么巧你们就去了那里呢?”
“你知道，中国大约有1900个县，由于农村以农业为主，所以一个县的生活方式往往和别的县是很相似的。我们说，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县来做我们的社会或人类实验室呢?化学家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学家有物理实验室，我们要研究和解决人类问题，应该有一个社会实验室。为此，我们曾到周围寻找过这样的实验室。
“有些乡绅向我们发出邀请，他们想在自己的村子里开办一所现代化的学校，这样，他们的村子就有了声望。最迫切希望我们去的是定县的一位著名乡绅，名叫米迪刚。他早年曾在日本读书，回后来，对家乡的状况：很不满意，曾准备着手改良那里的一切。他做的头一件事是捣毁庙里的泥塑神像，这自然引起了公愤，他的工作无法进行下去。你看，他没准备取得人民的合作，而是单枪匹马地去做每一件事，但农民是倔强而有主见的。他感到灰心丧气，一筹莫展，只好放弃计划。当听说我们要选一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开展工作时，他找我们来了，他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