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细节与碎片
作者：苏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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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岛咖啡店虽然说不上有多高的档次，但陈琛引来了东北二人转戏团进场的时候，把我彻底笑翻。本来尚存的小资色彩，被土得掉渣的二人转荤唱得抖出开怀的笑声。四川在京的李亚伟、杨黎、万夏等人也端坐在其中。李亚伟当年的《中文系》始终被我记着，“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杨黎浑圆的脑袋显得特别可爱，总让我想到川剧中侠胆心肠的人物，更想到他遗落在“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早就听说万夏以《黑镜头》等“系列镜头”图书杀入中国的出版市场，他的创业故事也被不少效仿者传为经典。其实在那个年代并未给初出茅庐的小子们提供众多的机会，诗歌理所当然地成为仅有的表现平台，现如今天高海阔，写诗的人本来智商偏高，在现实中展开想象和创造的翅膀，就有可能九天揽月。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我和包临轩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临轩和我同届，只是我读经济，他读哲学。黑格尔没有使他走火入魔，艾略特却让他一度走上了诗歌之路。因为诗歌，大家走到一起，彼此成为一生的兄弟，这在诗歌圈子恐怕并不少见。1983年暑假里包给我的来信，写得真挚感人，“缪斯的手把我们牵在一起的日子还很短，但是我感到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在相识之前，事实上早已互相碰撞。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志愿、我们的性格是那样令人惊喜地‘不谋而合’。我懂得，在我们之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人们无不钦羡爱情的柔美动人，但我可以向那些热恋的男女们宣布，我们诗歌的兄弟友谊将使你们的爱情失去妩媚的色调，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同那直上云天的鹰翼连在一起的。”
在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水房里，我经常聆听他的朗诵，激昂的语言，子弹似的射过我的头顶。我们的诗作在《青年诗人》上刊登之后，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女性青年的来信。正好是毕业之际，那个女孩子又给我们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临轩肯定以为只有他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这件事一直被我们共同的诗歌兄弟李梦记得，每次聚在一起时，经常翻腾出来。
除了临轩和李梦之外，大学时代，朱凌波是我另外一个一生的兄弟。他像是一头横冲直撞的公牛，是生活中打造出来的硬汉。1985年，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次年，因为“非法出版物”《北方没有上帝》诗集，本来可以成为贪污腐化者的朱行长，被贬回原籍，蜗居于牡丹江。但天生不安分的他，为了张扬和鼓吹第三代诗歌，流窜于大江南北。同居一城的宋词，此时成为他的帮凶，一唱一和，让祖国比较偏僻的牡丹江小城，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流毒。当年的凌波，长发披肩，满脸胡须，可谓是赤膊上阵了。他在1985年5月10日从牡丹江寄来的信里，大谈对朦胧诗人的看法，他说：“最近我系统地看了他们发表的作品，他们这茬人作为一个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在文学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他们的诗还以1976年的格调嘶喊着，对扑面而来的第三次浪潮和趋势竟无动于衷，对新生活的流行色和笑声竟满含仇恨，甚至变得声嘶力竭，连起码的美感都失去了，我为他们感到可悲可怜，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这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未来的诗坛是属于我们的！” 之后，他和包临轩联袂写了比较客观的攻击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大意是前辈们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诗歌的脉搏了，应该轮到这一代了。在深圳，为了赶往深圳大学进行诗歌讲演，他骑车飞快地在建设中的深圳大街上狂奔。由于没有施工的标志，凌波跌落于三米深的大坑之中，下颚脱臼，牙齿四溅。昏迷中被人发现，大难不死，却需满地找牙。经过住院治疗，凌波的牙齿用铁丝固定起来。在他途经北京住在我处时，一些朋友还专门看他，记得杨榴红看着他微启嘴唇喝鸡汤的样子，还认真地说：嗨，你怎么戴着嚼子呢？
现在，凌波也混迹北京，身上已经褪去当年的狂野和无谓。貌似地产策划大师，活跃于清华大学的讲坛上，并在北京以外的中小城镇的建筑市场上往来穿梭，挣钱，养家糊口，但骨子里的反叛和不屑让他独闯江湖，杀手似的目光却平添了些许温柔。
如果时空倒置，把潘洗尘放到民国时代，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人生呢？左思右想，我还是无法把他和诗歌联系到一起，想象不出来荒蛮之地怎会有风花雪月的情趣，倒是一个识文断字、杀富济贫的土匪形象，反复出现于我的脑海里。1983年9月底，潘洗尘、杨川庆和杨锦等人抵达长春，在吉林大学我们围绕大学生诗歌做过激烈的恳谈。那时，学院诗风靡大江南北，云南有于坚、彭国梁，甘肃有封新城、菲可，四川有尚仲敏、燕晓冬、李亚伟、李元胜，山东有韩东，江苏有曹剑、于奎潮，浙江有伊甸，北京有程宝林、西川、海子,上海有宋琳、许德民、张小波，安徽有简宁、钱叶用，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韩东的《山民》、《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尚义街6号》、《作品第39号》，西川的《夕阳中的蝙蝠》、《死豹》，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一点小伤》，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海子的《亚洲铜》等等都给我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
与我们这群莘莘学子相比，潘洗尘充分展现了东北特有的豪迈和匪气，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那是一个精神传承但又目中无人的时代。潘洗尘恰好在此时初出茅庐，在并没有真正理解诗的真谛的时候就成为了诗人，其锋芒和张力瞬间膨胀到最大。潘洗尘的名字迅速扩散，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成为替大学生诗歌摇旗呐喊的重要人物。
即便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被选入语文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唱，“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我却认为洗尘对于诗歌的贡献，活动远远大于作品。《大学生诗坛》的创刊，《多梦时节》学院诗集的出版，乃至一些诗歌刊物的栏目，潘洗尘极尽其煽动和鼓动之能事，不断地推陈出新，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界，可算是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了。诗的高低优劣，本来没有公认的尺度，角度和立场不同，诗的认知和评价全然相迥。洗尘并不多产，但他明显烙着时代色彩的作品，会让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有着某种共鸣和久远的回忆。
杨川庆进入1990年代后似乎绝迹于诗坛，十年磨一剑，潜心写起小说来。他的长篇小说《官道》在全国各地晚报上连载的时候，黑龙江政坛发生了腐败的地震，贪官们非常不争气地成为他小说题材的潜在人物。“冬天，不管有没有雪，有没有风暴，有没有远航的船，你一定要到海边走走，去看看寂寞的海，像看望久别的朋友或远方不知姓名的恋人，给海一点点微小的安慰，不要让冬日的海在孤独中感到忧伤。”《冬天，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散文诗的作者杨锦，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虽然并不握枪，但手中的笔更有分量。现在还煞有介事地兼任中国散文诗协会的会长。我清晰地记得1985年秋，他出差到上海，见我时谈起新结识的女友面露犹豫，我便不假思索地劝他选择逃离。等我没有多久回京去看他时，仍然按以往的习惯推门而进，没想到那位知识女性正与他相依看书。我极其尴尬地傻笑，尤其那女子说杨锦已经把你的话都转告我了，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起来。杨锦对我的宽容，在于他来自草原的胸怀，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咒骂和愤怒，二十多年来他总是微笑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