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细节与碎片
作者：苏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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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只中国大钟/再也不能滴答滴答年复一年/你拨动一些他拨动一些我拨动一些/东方还能不要出路吗”。1990年，阿吾联络一些在京的诗人，共同打造《尺度》诗报。我记得田晓青、刘自立等人也参加了筹备。第一期的片子是由臧棣出的。我陪阿吾在中国新闻社门口与臧棣交接。诗报印好后需要折叠，阿吾、简宁、斯人、高星等人把我的家当成装订车间。《尺度》似乎出版两期就夭折了，我不清楚其中原因，那时我已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了。民间诗歌报刊历来是丛生且短命，但《诗参考》却不同。1991年初见中岛时，他刚来京组稿，因为当时民刊众多，并没有在意。让我惊叹的是，中岛一直把《诗参考》办到今天，其中的辛酸苦辣旁人无从体会，单从这一点，中岛瘦弱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有一次伊沙来京，他和中岛，一起在湘君府吃饭，风传中的网络大侠伊沙憨厚可爱，全然没有霸气。他的《车过黄河》一直被我记得，每次听到有人说“我是黄河的儿子”时，总是想起伊沙空中飘落的“洗礼”。“现在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的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出国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戈麦。戈麦的家在黑龙江的宝泉岭，而我的家在佳木斯，是他必经之地。那天我们热烈地谈论下次一同返乡的事，我还答应他在转车的空隙，一起坐在江边的鱼馆里喝酒。后来接到阿吾的信，知道戈麦自杀的死讯，扼腕惋惜。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1999年，日本诗人财部鸟子和是永骏来京，约我一起去昌平王家新家，在那里我听了西渡向是永骏介绍戈麦之死，不免一阵感伤。那天晚宴，除了财部鸟子、是永骏之外，唐晓渡、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西渡等人一同参加。
财部鸟子是日本很有影响的著名诗人。战争年代，她生活在我的家乡佳木斯，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组织翻译过大量的中国诗歌，经常来华交流访问。1994年，她还委托我与国内诗人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日本群马市世界诗人节。本来是组委会想请北岛，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最后我还是给心目中纯粹的老诗人牛汉和邵燕祥发信。由于名额的限制，最终牛汉先生与会，并做了基调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盛赞和感动。牛汉是值得敬佩的老爷子，他的刚直不阿、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在2000年1月的北京诗界迎春会上，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天共有近一百位在京的诗人到场，牛汉在专题发言中，谈及“感谢苦难”，令与会者为之动容。
财部鸟子每次来京，似乎都要拜访牛汉先生，记得有一次风大天冷，近八十岁高龄的牛汉竟然骑着自行车前来，从十里堡到地安门，一路上老人逆风而行！财部鸟子是日本《历程》诗刊的同仁，经常翻译介绍中国的当代诗歌。印象中她特别喜欢和欣赏陈东东的诗，在日本翻译出版了陈的诗集。有一次在北京我参加了财部鸟子的午宴，见到陈东东。觉得陈的性格相当内向，话语不多，可能诗歌已经完全表达了他的思想。
在日本留学期间，基本上是我诗歌的空白，除了间或写些诗作，更多的时间是忙于生存和学业。在富山，遇上刘晓峰和李占刚这两个文学旧友，与他们的交流给我寂寞的生活里注入诗歌的色彩。记得阪神大地震的前夜，晓峰和我大谈诗歌，余兴未尽，凌晨他还送我回家。路途很近，我们故意兜了圈子，依旧热烈地谈论，那时灭顶之灾即将发生，却没有丝毫的察觉。等我被震下床时，还在梦中摊开稿子，写着诗呢。2004年情人节的当晚，晓峰、凌波和我在万圣书院的咖啡店里下了大半夜军棋。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情人们在温暖的灯光下窃窃私语，而三个写诗的旧友在童年的游戏里忘我地享受诗歌情人的快乐。
占刚一个人留学，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我经常在午夜时分出现在他家的门口，只要他有兴致，彻夜长谈就无法避免。诗歌是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我也以为，占刚的作品毫不逊色，只是这些年来没有在应该发表的时候刊载。现在，占刚已在上海落脚，且住在浦东的碧云国际社区，他家附近新开了一些特色酒吧和咖啡馆，每次去上海，我都会和他坐上一个晚上。占刚是一个感性的人，有时会被某种事情激发出难以想象的热情。
占刚的硕士论文《论北岛》，这在日本大学院的毕业论文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难以想象的。2002年底，在上海贵都大酒店的酒吧里，北岛、严力、占刚和我，饮酒欢谈，度过了难忘的新年之夜。北岛对于我们来讲，是诗歌精神的启蒙，当年提出PASS北岛，无非是想超越北岛，完成一种传承。正像郭力家在长春见到北岛时所表达的那样：你就是北岛！我恨死你了！如果当年不去追寻你的足迹，我怎么落得今天这般地步！其实诗歌就是一种特殊的病，怨不得别人，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现在每期还能收到《今天》杂志，想着对着镜子说中文的前辈，心中难免感伤。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地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的搏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惟一尺度。
我的祖籍是云南永平，家谱上记载乾隆十八年先祖因移民政策，迁居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前关地耕读为业，报效国家。三百年来，在寒冷和孤独的荒原生活里，从不曾有过文化的氛围，更谈不上诗歌的任何影响。现在仍然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作为建筑设计师的父亲怎么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订购了刚刚复刊的《诗刊》呢。
至今我还保留着1976年的《诗刊》。偶尔翻看当时的《诗刊》，其中除了革命群众的顺口溜之外，还能见到一些诗人的名字和作品。并不全是哑然失笑，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能把文字分行，尽可能地赋予美学意义，已经相当难为他们了。
我个人一直以为《诗刊》的历届编者都由相当优秀的诗人担纲。如果谈到他们个人，你不得不承认作为诗人，他们的作品是可圈可点的。但一群优秀的诗人聚在一起，似乎始终没能把中国最顶级的《诗刊》办成令人信服的杂志。2004年夏，上海的网络诗人小鱼儿来京给我带来一份礼物。他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到1985年10月号的《诗刊》，其中发表了我的充满青春激情的拙作《航海去》。唐晓渡为那个栏目专门写了更有激情的评论——《永远带着这片波涛》。
写诗多年，留学前我却始终没有去过任何一家杂志社，怀揣诗稿拜访编辑老师。但书信的联系，一直是我习惯的方式。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1980年代不厌其烦给我们回信的王燕生，他已头发花白，但心态依旧年轻。那天晚上，好像先喝了一场，老先生没有尽兴，在送他回家的午夜，我们又在昆仑饭店附近的韩国酒馆里把酒豪饮。我们这一拨人中，只要你给《诗刊》投过稿，基本上都得到过王燕生、朱先树等人的笔墨。
李小雨永远是一位亲切、质朴和随和的老大姐的形象。至今我还记得小雨在宝林的《雨季来临》诗集跋中讲到宝林每次给她寄稿时，总要盖上自己巨大的印章，以至于让人印象深刻。谁敢说宝林木讷，那时这个狡猾的家伙就懂得包装自己，做到与众不同！不过一个编者能够在众多的来信中记住作者的特征，拿现在的话讲，尽职且到位。2003年在北京朝阳文化馆又见李小雨，发现这位老大姐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中始终未变，手中的“红纱巾”仍然光鲜夺目。
在前辈中值得尊敬的名字还有林莽。他总是默默地保护和整理诗歌的遗产，在现有的位置上尽力做事。在我的印象里，这位白洋淀的先行者一直照应食指，特别是前些年凡是有机会在公众场合露面，林莽和食指几乎总是同来同去。2005年1月，我在长春见到张洪波，也巧遇了未曾谋面却做了我诗集《有鸟飞过》的责任编辑的马合省。张谈起当年与牛汉、芒克、林莽等人一起回到白洋淀的曲折经历。林莽的低调和谦和始终留给我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宽以待人的兄长风范，会让你感觉没有距离。现在，小雨和林莽，两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同时任职《诗刊》，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他们珠联璧合的携手，《诗刊》会唤起心中久远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