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细节与碎片
作者：苏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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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命中的缘分城市。现在每年不少于十次以上的往返，有时是因为工作，有时却不是。1985年，我被国家计委派往上海工作一年。当时除了工资之外，还享有出差津贴，近乎于双倍的工资收入，在财富匮乏的年代里似乎手头宽裕。怀揣三块钱的月票，在上海的大街里弄里乱逛，让我了解和理解了上海。
现在我依然保留着大学以来的所有诗歌通信，其中与复旦大学傅亮、华东师大陈鸣华的通信相当频繁。傅亮是个非常率真的人，交谈时偶有结巴的嫌疑，但进入朗诵状态，犹如行云流水，流畅且极富感染力和杀伤力。他的大段大段的句子，在当年堪称学院诗的亮点。他的《自行车和五香豆》，表达了生命传承中永远无法改变的担心和亲情。鸣华显得中规中矩，沉稳且老练。记得在校园里遇到两个女学生，鸣华一改平日的内敛，兴奋地畅谈不停。诗歌是那个年代的光环，至少不像今天提起诗人让人有异样的感觉。“一个早晨，我和驼队牵着太阳/这一头金毛狗走远。”无论走的有多远，我都记得在真如附近的大排档里，傅亮、鸣华和我展开爱情的讨论，在观点相左时，傅亮起急，说：别，别他妈的说了，不，不许再提某某某！多么可爱诚挚的年代呵！
也是在那时，我见到留校任教的宋琳。宋清秀英俊，特别是他的一手好诗，显得与众不同。宋琳很早就说，“诗人的艺术行为不仅是一种自觉运动，而且是一种精神的本能运动。这意味着，只有把良心、道义、责任以及审美倾向等意识中的自觉转化成本能，才能进入诗的状态。”2004年在北大诗歌中心成立的仪式上，再见宋琳，顿感岁月催人老，白发双鬓生，只是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仍旧放射着特有的光芒。徐芳是我始终注意的名字，她不张扬，但其作品在女性诗人中有着足够的分量，远在一些名字飘忽、作品苍白的格格们之上。1997年，鸣华约我在上海展览馆参加诗歌朗诵会时，我又见到徐芳，她领着善下围棋的儿子，好像儿子的棋艺足可围住世界。我还保留着张小波1985年在邮局写给我的信，信中反复说忙啊忙啊，那时张的诗独树一帜，引领了一群雨披。后来在北京与张见过数次，谈到当年创作时，他对自己风靡一时的作品不以为然，但我还是记住了他的优美的想象和诗句：“无边无际的寂寞吞噬群山和落日/那么，让我们聚集起来/骚动起来/登山者在马蹄形山谷里/留下一根预备手杖/我们庄严地接过/探险于一个盛产黄金的世界”。
2002年春天，李占刚所在的《生命周刊》举办了横山岛笔会，其实更像老朋友的聚会。严力、默默、张远山、许德民等人一同前往，当晚在多功能厅里大家准备狂唱卡拉OK，可能是严力兄的倡议，竟然变成诗歌朗诵会。当年许德民、孙晓刚、李彬勇和张小波大打“城市诗”的旗号，现在成为画家的许德民虽已发福了许多，谈起诗歌来，依旧特别动情。
严力的气质和风度，以及鬓角隐现的银发，永远让我有一种贵族的感觉。这位历经《今天》和星星画派的前辈，亦书亦画，永葆青春。在美国，他的《一行》诗刊可谓是汉诗不灭的火种，尤其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不可替代的诗歌载体。那天下午，与严力打乒乓球，我的水平只能给他喂球，他得心应手地屡屡重扣，让他的脸上绽放着快乐。
默默不愧为撒娇大师，对襟的中式外套，修剪整洁的秃头，俨然一副准备随时撒娇的样子。上海的房地产业成就了许多富翁，默默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他把底层的房子改造成撒娇诗院，南来的北往的，只要写诗，就不问性别、年龄、观点、流派，都可以免费住进撒娇行宫。每次去，总能见到各色人等，搂着茶壶撒娇呢。最近的一次，见到车前子、小海和李德武等人。小海刚从政府重要的岗位退下来，眼疾似乎较重，但不影响他继续打量世界。那天车前子撒娇撒大了，当即提笔作画，在宣纸上画出两只螃蟹，一公一母，完全采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夸张逼真。之后大家起哄签名留念，我想默默总不会把它悬挂出来吧。
在上海，默默一年之中总要张罗几次朗诵会。偶尔前往参加，重温了刘漫流、郁郁、冰释之、古冈等老面孔，也能见到李笠等散落海外的老朋友。在一个国家生活久了，容貌就会长成那个国家的脸谱，《朗斯特罗姆诗集》译者李笠的那张欧化的脸就是最好的明证。其实，在上海有一个人虽然一直未见，却很难忘记，他叫吴非。1985年盛夏，吴非约我去他家吃饭，酒菜刚刚端上，车间主任敲门而入，当面警告吴非，如果继续迷恋诗歌而旷工，集体企业将把吴非开除。在那个年代工作就是饭碗，就是命，而吴非毫不含糊，当即作答：老子不干了！当时我惊呆了，完全被这个貌似老实的上海人的举动震撼了。诗给人勇气？我不太信。但为了诗，耳熟能详的朋友作出了多少牺牲呢！这些年来，吴非早已不再混迹于诗坛，但他在取舍时选择精神的举动有时被我想起，总不能遗忘。
北京黄亭子50号酒吧早已不存在了，简宁却健康快乐地活着。“我们如何才能这样进入事物的影子/既抵达了核心，本身还是自然/像翠鸟，离开这首诗，飞临淙淙流动的水”。我一直记得简宁的名字是因为爱而诞生的笔名，这个科技人才竟然置国家的科研不顾，也踏上诗的歧途。红火的那几年，分别陪阿吾、程宝林、钱叶用、宋词等人，去过简宁的酒吧。有时简宁不在，他们就会让店员打电话喊他。记得简宁每次都来得很快，如果简宁经常如此的话，也真够命苦的。简宁的酒吧终于关张了，那以后不大常见简宁了。去年夏天，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我去简宁公司拜访，看他把图书公司打理得有模有样，不免感叹简宁还真是一个经商之人，积重难返的事情被他梳理得井井有条，像是梳理女人头发一样简单。
在酒吧里，我还偶遇过西川，那天煞有介事地推荐他去关注股市。后来在深圳和北京数度见着西川，他的样子始终未变。当年西川背着大书包，朗诵的时候他的声音和表情总是相当到位。西川的《读1926年的旧杂志》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一页页翻过，疏散的枪声/远远越过枯竭的河流/发黄的广告竟魔力无穷/我无忧无虑地看那纸上的/夕阳陨落。我应该回到那个年代，倾囊而出/买一枝钢笔，或/一架嘎嘎响的风琴”。也许这是先入为主的认识，认识西川就是从这首诗开始的。去年在得到西川赠送的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时，他特别叮嘱因为时间仓促，其中有一些错字没来得及校正。
想起钱叶用就想起苹果的故事。那是秋天，钓鱼台东街落满银杏树金黄的阔叶。钱叶用领着《十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来我的宿舍，一晚上把酒临风，纵论今古。我不善酒，但把哥儿几个安排得很是舒坦，均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钱叶用微醉时还特别认真地问我：你能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吗？他们住在鲁迅文学院那边，离我很远。那个年代是否有出租车已经没有记忆，那是奢侈品，与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子们全无干系。晚上十一点，末班车最后运营时间，他俩摇晃着出门。正好那天单位分了两筐苹果，我无私地装满两塑料袋，让他们提着。他们是否谢过我已不记得，只是担心他们赶不上车，便催促：快点！次日上午钱打电话告我，为了急于赶车，急奔中塑料袋破裂，苹果散落一地。况且苹果又是圆的，况且黑灯瞎火，况且两位微醉，他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诗歌编辑在大街上摸呀、摸呀。据说天已放亮，他们终于将苹果逐一找回，然后用衣服裹着，在秋风萧瑟的凌晨赶了回去。
阿吾在1989年离开《光明日报》后，暂时被我介绍到国家计委宿舍楼里，和我做了一年多的邻居。他是个聪明、敏锐、行动力极强的人。我和他的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朗诵会上。当时杨炼朗诵了《诺日朗》，并谈及创作主张，我那天朗诵前也谈了自己的肤浅见解，阿吾登台后大批某种主张，然后声称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友好。他好像与张水舟坐在一起，散场后彼此也未深谈。和他住了邻居之后，经常倾听他的各种高见。阿吾是个经营意识超前的人，记不得他在哪里承揽了为一家磁化杯做广告的活计，反正他不停地忙碌，似乎工作之外还有不菲的斩获。他是个无师自通的经营人才，现如今在某著名大企业担当要职，我一点都不奇怪。那段时间，斯人和高星是阿吾家的常客，特别是高星，也许是住得近的关系，经常过来，还把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散文很像样地配上他的画，在他供职的杂志上重新发表。高星是难得的好人，除了诗文之外，还擅长绘画和摄影。当时我没有想到高星会创作甚丰，翻看他的新书时，不禁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