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下）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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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可是，历史是要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1980年代我们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肯定要有一个反动的过程，从“伤痕文学”到关于人性的讨论，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们突然发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五分之一，知道作为一个人还有不同于“文革”时期的活法。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首先都具有“大写的人”的共性。为此，我们要感谢1980年代。即便是讲物质利益，大概也是这种“反动”的一种。我太太上的是浙江大学。她上学的时候，学校领导反感学生们谈论外国如何如何好，一次讲话中对学生大加训斥，说：“外国有什么好的？到处都是贫民窟。”没想到下面一个学生回敬了一句：“我家住的地方就是贫民窟！”刚才我说了，我家住的也是贫民窟！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没有涨工资。国门打开后，看到别人生活得其实比我们好得多，谈论物质生活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理解黄平的想法，就是强调一个民族要有理想。这我完全赞同。
韩：但是因此也要警惕另外一种对待1980年代的态度，一方面是把1980年代同质化了，复杂性没有了。实际上，1980年代不是横空出世，它只能是“拨乱反正”，很大程度上就是声称回到1950年代以来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1980年代初的那些政策，有的1950年代以来就有，有的是1972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部分地实行过，包括改革开放的国际基础：中美、中日建交，这些都跟1980年代没什么关系，而是它把过去好的东西总结利用了，否则它当时根本就无法取得合法性。但是继承过去的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叙述掩埋了，起码政策上就没有连续性了，历史就被割断了。
另一方面是1980年代也被后来的叙述神化了，好像1980年代不是思想解放，而是把思想给彻底解决了，好像1980年代提出的问题都是永恒的问题。实际上也还是有个反思过程的。比如姚洋刚才说的，1980年代我们大家突然发现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首先都有“大写的人性”，这个想法也许真是只能1980年代会有，今天如果再让我说这个我就得想一想了。在伊拉克难民和美国轰炸机驾驶员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人性呢？进一步说：三百年来，在殖民主义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在美国白人统治者和黑人奴隶之间，在日本军阀和南京市民之间——他们“大写的人”的共性在哪里？所以我赞成姚洋说的，1980年代实际上是对“文革”的片面的“反动过程”，相应的，它也有另外的片面。
现在起码是知识界有些人把1980年代的口号抽象化，把1980年代的那些问题当作天下所有的问题。这样的“情结”恰好违背了1980年代最核心的东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姚：1980年代没有什么分化。改革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基本上是人人受益的改革，农民欢迎，城市人也欢迎，城乡收入差距明显下降。1978年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的2.7倍，1980年代中期降到只有1.8倍。我们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每个人都有一种渴望和兴奋，利益也趋于一致。倒是1990年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能使每个人满意的改革了。
黄：城市一开始是企业发奖金，后来搞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最后到财政分灶吃饭，实际是个不断松绑的过程。但前期是增量改革，甚至把库存适当拿来分了，得到广泛的支持。我1976年进工厂，听老师傅说以前三年也发不了一双工作鞋，到了1977年抓纲治国，大干快上，恨不得一个季度就发一双鞋，一个月发一块肥皂，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北京的单位，从农业部到社科院，到了周末和节假日大家的自行车筐里都装着鸡蛋、带鱼、大米什么的高高兴兴出大门。
韩：那个时候改革的确是比较顺的。但到1980年代末，光靠市场的局限性就出来了。首先是最顺的农业光靠市场不行了，水利失修了，粮价下来了，农民收入停滞了。从1988年开始，政府就已经觉得单靠市场不行了，所以先后有几次经济的宏观调控——1988年一次，1993、1994年一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调控。相反，当时的知识界总的倾向却是死抱住市场与计划的二元对立，仿佛市场就等于改革，调控就是要回到计划，乃至反对改革开放，所以当时有句话：中国经济能避过这么多风浪，就是因为多亏没听某些经济学家的话。
黄：回过来看整个新的发展观提出的过程，包括新的概念、理念、战略，以及政策上的许多考虑，背后有很多深意。由于它们大多不是由学界而是由政治家、领导层提出来的，我们就没有把它们认真当回事。事实上在这些新说法背后是很大的发展理念上的调整。最早提出的是优先发展东南沿海，追求（GDP或人均收入的）增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则提出西部大开发，提出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在进一步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缩小城乡—东西—贫富差距，经济与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甚至对内讲和谐社会，对外讲和平发展，这难道不是很大战略调整吗？
韩：应该说是一次空前深远的战略调整，其影响力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于1980年代。但是，广义的知识界却往往看不到这个，好像唐·吉诃德忙着跟大风车做斗争。所谓大风车，一个是“文革”情结，所以一说面向基层，就害怕是不是会搞成“文革”，一个情结是计划经济，一说经济调控、统筹是不是就是要回到国家计划，宏观调控是不是就是国家专制。我认为，强调个人自由、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在与社会民主、社会公正的诉求不矛盾、相适应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个人主义伦理没有天经地义的正确性和唯一性。如果离开了后者谈前者，那老百姓就不会买你的账，也背离了1980年代的传统。今天老百姓担心的是什么？谁都知道是最怕涨价，担心菜篮子，担心失业，担心孩子上不起学。所以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想法渐行渐远了，隔膜了，因为他们担心、关心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倒是一线的官员，他们每天都得面对这些危机，在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就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理念。
姚：首先，我们还是要承认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就像毓海所说的，1980年代初期，我们什么都不缺，就缺市场。当然，当年邓小平号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想到会导致今天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是，要搞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很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为市场对个人的回报的基础是个人能力和机遇。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也是无法抹平的。但是，存在贫富差距不等于存在社会不公，公正是一个有别于平等的概念。尽管我个人坚持平等的公正观，但这不等于承认收入不平等就承认存在不公正。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可以展开谈。回过头来，1990年代末以前，我们真正是“埋头搞建设”，结果，1990年代实施结构调整之后，社会的整个情绪变了，大家发现这个社会并不是人人都变好了，有些人绝对地变差了。本届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主张，这个战略转变是非常及时的。
黄：从知识阶层对社会贡献来看，1980年代相对而言至少比现在还强一些，当时还很清楚哪些东西是哪些机构哪些学者提出来的，比如哪些东西是经济学科提出来的，哪些是文学界提出来的。比较起来，现在很多新东西不是来自所谓学界，学界（包括我们社会学界）没有干出很漂亮的活儿，而大多是自说自话，重复些陈词滥调，简单讲一些非常皮毛的东西，一些谁都知道的现象，而没有多少抽象能力，也没有玩出很实在的东西。总之能引起社会共识的东西没有拿出多少来，更没有提出什么战略性的思考。本来这几次战略调整与社会学有很大关系，却居然大多不是社会学提出来的，这是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