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下）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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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是暧昧的反抗，或者说是商业现实主义对于文化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反抗，虽然崔健他们包裹着文化浪漫主义的遮羞布。其实崔健是音乐家中最早走穴的，崔健、陶金他们开始了中国歌舞的走穴过程，文化商品化从走穴开始，从此全面进入商业化，这叫举着1980年代文化理想主义的大旗走穴，刘毅然的《摇滚青年》揭示了这个过程。摇滚是中国音乐商业化的先声。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化迅速西方化、商品化，前卫艺术、先锋派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在欧美，前卫艺术的对立面是消费的、商品的文化，在我们这里，这两者却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1980年代预设的所谓“共同的敌人”还不仅仅是“文革”，而是一个整体上保守、落后、封闭、愚昧的“中国”，同时它也预设了一个开放、文明、进步、前卫的西方——西方的都是好的，统统拿来再说，不管它是艾滋病、吐痰、同性恋，只要人家那里有的，就是先进的。结果真正好的东西有些没整进来，不好的东西整进来了不少。一开始理解的西方就是“人啊人”，随后理解的西方就是“钱啊钱”、“性啊性”。从妖魔化中国，最后不可避免地成为妖魔化西方，妖魔化现代世界。
黄：确实，向白布上吐唾沫，追求外在形式，学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行为主义、行为艺术，几个人往那儿一坐，把死人的内脏弄来吃，这就是大师作品？
韩：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传统更不是个人主义。当年钱理群他们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义为“愤激焦灼”，这从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也不能说整个二十世纪都是这样，起码还有五四时代青春的浪漫、1930年代民族精神的激昂、1950年代全社会的乐观向上，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红领巾迎着朝阳”吧？
回首历史，我们祖宗过去创造了那么灿烂的文化，但是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又是那么屈辱、贫困，老挨打，新中国以来又迅速发展、兴起。经过这样的大起大落、大波大澜，你让我们的心态平和安详，不愤激焦灼，恐怕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横着比一比：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经历的波澜还小吗？与“文革”比起来，日本政府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还小吗？原子弹都轰在头上了。但是总起来说，日本的文化、老百姓的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美国历史上的革命、战争死掉的人的比例也是很高的，但是整个社会心态也没有那么愤激焦灼吧？王蒙后来说到1980年代的心态时，有句过目难忘的话，他说：全国人民好像个个屁股眼里插着稻草棍——谁也坐不住。我觉得我们这一百年来的确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80年代也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这一百年，实在又是太仓促了，1980年代就更是太仓促了，思想上的变化太迅速了，同时否定自己的历史也太过分了，这样不但历史丧失了连续性、知识和思想丧失了连续性，而且很难形成一种社会合作意识，反映在行动和心态上就是浮躁。许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好好想清楚，就已经干起来了，一个队还没排好，另外的地方又排起长龙了，好事好像还没开始，历史就又终结了。费孝通先生过去对1980年代不好的地方做过更形象的批评：“从十年动乱，走向十年乱动。”用甘阳的话说就是：我们从一个过度政治化的社会，突然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一个“过分经济化的社会”——等于又走了个极端。
姚：1980年代知识分子虽然穷，但是社会地位还是高的。到了1990年代，大众文化开始转型，拿知识分子进行调侃，这在《渴望》里已经有些端倪，到了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里面，知识分子就完全成了姜文扮演的混混的陪衬。
黄：我觉得1980年代很重要，但1980年代更重要的并不是物质上放开了。一下子思想解放，教授回到讲台，演员回到舞台，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回到了中心或聚焦灯下。现在对1980年代的回顾很多，也很重要，但是也有个辩证法，由于好像是有了高度共识，都要思想解放，又产生对过去的批判、否定、控诉，这个控诉也可以发展成虚无主义：我们原来整个都是被骗了啊，于是我们各搞各的，再不相信大叙事，只搞小的了。
韩：文学是游戏，这个说法还是康德提出来的，文学与科学、政治和社会不是一样的，后者的标准是真和善，前者是美。按照康德的说法，文学能无功利地对待世界，无是非、无真假，但是这个说法是非常暧昧的。一方面它可以理解为超越的大胸怀，一方面也直接通向虚无主义。康德哲学里面埋藏着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这个是尼采发现的，马克思的说法是埋藏着小市民的玩世不恭。实际上是一种更浅薄的功利主义：不问政治、淡化理想，埋头所谓“世俗生活”。我觉得思想解放运动走下坡路，就跟这种“游戏”主义、虚无主义有关：缺乏实事求是对待中国的态度。1980年代中国缺少历史态度，好像建国三十年，全国人民都受害了。青春、生命全部浪费掉了，一开始说我们耽误了十年，所以谌容有《减去十岁》这个小说，然后就是耽误了三十年，再后是耽误了一百多年，从戊戌变法就走错了路，最后竟然说耽误了几千年，甚至中华民族从“种族”上就是有问题的。走到一个极其令人发指的荒谬地步，这样，思想解放完全走到反面去了。
姚：人民当然是受害者，可能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一定是间接的受害者。评价1980年代的启蒙思潮，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历史中去考察。1980年代的启蒙，在形式上和五四运动是一样的，就是反对前一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五四那时反的是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孔孟之道，1980年代反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禁锢。经历了长时期的禁锢，反是必然的。鲁迅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喊出“吃人的礼教”，我们在1980年代为什么不能喊出“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事实上，中国当时的确到了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了：我们睁眼骗自己，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事实却是我们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度之一；我们以为我们的理想最伟大，殊不知我们是坐在深井里看天，只知道井口上方那一小块天空的变化；我们远离了世界。在1980年代，我们的任务不亚于五四运动的任务，我们所要矫正的东西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和它相抗衡。思想解放在当时没有过头。
黄：有人以为1989年事件使1978年开始的改革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实际上1992年小平南巡后，反而是大大加快了。这个加速对以后的变化影响之大，大家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更别说理论上的准备了。客观上发展了，变化了，而且发展如此之快，谁也没有料到中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与1980年代情结有关系，中国还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民主？实际上，下面怎么选择，先搞这个还是搞那个，是很具体的问题，不是抽象地要不要思想解放。我觉得到了这时候，有一批知识分子，文学文化领域比较突出，其他领域的也有，还有一点停留在1980年代的心态。1990年代关于自由主义的争论反而经济学界介入不多，文化人最激动。
1997年以后我参加《读书》的编辑工作，慢慢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1992年开始我才在农村搞实地研究，几年下来，我发现很多学者自身训练很好，做人也是很严肃的，但是对1992年以后的变化不知道。这些变化首先是从经济领域、从基层发生的，而这批文化人关在大学校园里，心态不一样，感觉还是1980年代问题没有结束，甚至认为社会还有停滞倒退。他们看不到1992年以后的巨大变化，至少北京的文化界中的许多人客观上是处在这种心态上，出不去进不来，上不去下不来。这时候有很共通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进一步解决“自由”问题。自由主义和自由在这里是一个同义词，甚至到了“自由主义”、“自由”、“新自由主义”，都成了一个东西，又像回到五四和1930年代的状况，不是我们说自由主义的那个“自由”，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那个自由，是语义上的“自由”。当然不是要求做人文学术的都要去基层和第一线，如果我是做古籍或国外问题研究的，钻在故纸堆里或看国外资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在我的领域之外说话就要谨慎，不能根据自己三十多年前下过乡的经历和经验，就以专家身份对三农问题发议论，说出来就让人觉得太离谱，如有人说现在农村学校的主要问题是体罚。离谱也没有什么，只是让人笑话也就算了，但因为是“专家”是“学者”，又发表在影响很大的报纸上，就有可能被读者误以为是经过多年研究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