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下）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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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很“讲政治”的。
韩：要不然萨特会拒绝领这个奖呢！反过来说，哈耶克得奖是有深刻背景的。实际上人们很少去揭穿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诺贝尔奖与瑞典银行的关系。其实瑞典银行才是这个奖真正的后台老板，哈耶克、弗里德曼能得这个奖，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与这家银行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因为他们的货币理论学说非常对银行家的胃口。
另一位有影响的是韦伯，但韦伯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被介绍进来的。1980年代在经济－社会领域，有一个用现代化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过程，正像在人文－哲学领域有个用康德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经济－社会结构理论的过程。这是两个同步的过程。
姚：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果论对经济学的贡献，他几乎没有可以值得引用的文献，但是，他在上世纪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发展起来的自发秩序理论，的确影响了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正如哈耶克所要求的那样，整个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那些自生自发的秩序。哈耶克在中国能够流行，和自发秩序这个概念非常有关。过去，我们生活在政府的规划之中，一切都是别人为我们安排好的；而自发秩序强调秩序是由无数个人的自利活动所创造的，因此赋予了个人决定命运的权利。在1990年代，知识界所面对的主要对立面，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压抑和政府垄断，因此，哈耶克的思想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了。许多人认为哈耶克是保守主义者，但他本人坚决否定，因为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变革，而哈耶克要求变革。
我这样说，不等于我赞同哈耶克的理论。事实上，我不认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里对这个理论的评价是：“如果说自发秩序理论具有什么深刻意义的话，那么‘深刻’这个词就有问题了。”在现实中，制度或秩序都是人有意为之的东西。比如道德，它可以说是最符合哈耶克自发秩序的东西了，而且有人也试图证明，道德是个人出于个人目的而采纳的一种互惠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离开了小型的地方社区，道德的作用就大大弱化了，而不得不代之以法律。
黄：这一点我们应回到韦伯。我们以前不讲社会学，讲马克思主义。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没有了社会学，改革后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要恢复就要有“概论”啊。费孝通费老自己谦虚，说自己以前没有搞过《社会学概论》一类的东西，就介绍一批年轻点的留美台湾学者来到大陆。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在1950—1960年代，这二十多年美国对韦伯的理解，主要是经过帕森斯的引介。但是他把韦伯给美国化了，韦伯在德国语境下的问题意识基本上看不到了。韦伯的阐释社会学背后是对理性的批评、怀疑，他实际上是很悲观的。但是到了帕森斯那里，韦伯的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相对静态的和建设性的，阐释性、怀疑性越来越少，而是更“客观”了。我们请这批美籍华人社会学教授来讲，我最早就是听这些人的讲课。一上来就是问卷统计，具体方法是大问题，背后有关于社会的讨论少了。早期孔德讲的社会学，是要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对社会学的定义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这个看上去听上去也很新颖，可以调查离婚率死亡率什么的，背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把韦伯介绍给美国社会学的时候，把韦伯的阐释和批判层面淡化了。第二，我们的学术路径经过港澳台“转口”进步，由北美华裔社会学家来解读，客观效果上就是用韦伯这一套学说消解马克思原来关于社会史的论述，消解了阶级关系。
不只是社会学，包括历史学、“新儒家”的东西进来了，并套用所谓“四小龙”奇迹。国内1970年代末对此几乎没有争论，新儒家一下子变成一种思想流派。大家心目中觉得既然放弃阶级斗争，那就回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回到韦伯，回到新儒家。其实韦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意识我们后来也没有了。他当时论述精神层面的资本主义基础，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层面的资本主义，他当然承认生产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东西，他的问题是：这种生产关系出来的文化背景是什么？他觉得新教改革和新教伦理有关，后者又和资本主义精神有关。他实际上是痛感普鲁士缺乏一个德意志精神，德国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他呼唤理性，但同时又看到理性的局限性，所谓“思想的铁笼子”。
姚：毓海刚刚提到王朔和钱钟书，说他们代表后现代的东西。一般来说，提到后现代，离现实生活就比较远，可他们的东西又跟大家日常生活很接近。王朔的小说、还有后来冯小刚的电影，有很多是无意义的东西，但是大家很爱看，这是为什么呢？
韩：社会学、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具有服务性色彩的行业，文学更是如此了。他们是一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作家。首先王朔代表一种风格，他把姿态放得很低，对待读者好像商家对待顾客，所谓伺候好“二老”（老百姓与老干部）就是他发明的原则。王朔说作家不过就是“写字师傅”。所谓“躲避崇高”，就是读者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你不能让上帝不开心啊！
姚：这也是对主体的一种探索吧？虽然小说和电影里没有崇高的东西，但探索本身不也是达到崇高的过程吗？
韩：无非也就是玩嘛，本来把文化、文学当游戏就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海上花列传》不也是玩吗？其实咱们已经玩文化玩了几千年了，“玩主”和玩文化都并不是从王朔开始的。其实也真谈不上什么“后现代”，因为我们在“前现代”就一直是玩的，只是到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之后，再也玩不起了，再玩下去就要亡国灭种了，开除球籍了，于是才大呼启蒙救亡、科学民主、感时忧国，于是这样才上上下下组织起来，连文学也用先进的思想组织起来，轰轰烈烈搞起了现代性或者现代化。但是，一下子可能就又组织得太紧张了，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搞了那么庞大的经济建设计划，于是到1980年代准备放一下，调整一下。可惜1980年代这么一放，就立马玩起来了，而且几千年“玩性”复发，一玩起来就刹不住闸了。
一些王朔的前辈，比如王蒙也支持王朔“玩”，其实是对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心有余悸，就是管得太死，组织得太严密，不但妨碍创作自由，而且压抑生产力。玩一下，自由一下有什么不好？总比极左路线，板着马列主义面孔、思想文化的面孔，那么沉重、那么压抑要好吧？所以思想解放进一步深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年轻人先玩起来。另外就是海外一些学者也支持中国年轻人“玩起来”，中国人应该轻松一下，别老那么深沉，中国文学也应该轻松一下，像夏志清说的：别老那么感时忧国。何况王朔只是表面上“玩”，内力是深沉和悲愤，与后来那些没心没肺的两码事。其实中国一直有漫长的玩的传统，老舍《茶馆》里的大小刘麻子、大小松二爷，不都是玩主吗？但老舍的沉痛也就是：这么玩着玩着就给人家玩进去了，把个球籍都差点玩掉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起码与日本的比起来，积习太深，痼疾太厚，玩性特土，身板特差。“玩主”和阿Q同志，其实不过是同一种老中国人在不同时代的名称，所以你说卫慧这些是后现代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是“前现代”恐怕也对。至于对现代性，对于组织化心有余悸可以，高瞻远瞩反思一下也对头，但是也不能矫枉过正，干脆鼓励回到“前现代”，回到《海上花》、《九尾龟》，你如果自己取消了鲁迅、茅盾和革命的传统，回到前现代，鼓励年轻人“莫谈国事”，那我们在文化上不就真是“引刀自宫”了？
姚： 我倒觉得他们还是在反抗，只不过不像1980年代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了。1980年代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文革”的非人性。而现在的社会变得复杂了，我们并不清楚社会是如何变得如此不合意的，因此反抗也变得目的暧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