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下）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字体： 【大 中 小】
韩：这一阶段对于既有的知识和思想遗产，也存在一个重新解读包装的过程，特别是1990年代捧出的两个学术明星，其实也都是对这两个学者——陈寅恪和顾准——的特殊解读。比如李慎之说陈先生的思想学术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个人自由”。其实完全相反，陈毕生研究和思想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国家政治”。随便举个例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以国家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干脆说陈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这种再解读就更让人吃惊了，因为陈研究中古史的核心观点是社会、藩镇、地方诸侯与国家之间的联合与互动。他一贯反对，并要避免的就是西洋近代的社会与国家、中央与地方对抗，因为对陈氏而言，那就是中国分裂，是乱象开端。还有顾准，他的主要思考是建立在他的三大笔记，即马列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和中国历史笔记的基础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马列笔记。顾准首先是个马克思的信徒，我们在他的阅读范围内，恰好找不到什么“自由主义笔记”。你要说顾准反马克思，起码他首先得跟你拼命。正像你要跟陈寅恪讲中国的正道是地方与中央、国家与社会对立，那他还不把你当“乱臣贼子”，那还不“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990年代的陈寅恪和顾准，很大程度上也是传媒炒作的产物，甚至就是书商的产物，跟学术、思想的关系不大。媒体不但将钱钟书包装成“笑星”，同时也成功地将陈寅恪和顾准包装成俩窦娥、俩苦主，可怜见的陈寅恪一辈子学问就剩下“最后二十年”受新中国迫害的悲惨故事。陈、顾二人天上有知，知道自己给包装成这样，一定也会尴尬得说不出话来的。
黄：他们也被后现代主义化了。
韩：或者说学术也进入了一个商品化或者商业的时代。我这学期在东京大学开了一门《中日当代文化转向比较研究》的课。我的一位日本同事谈到1960年代末期日本民主运动转向的情况，当时日本民主运动的高潮恰好与日本经济的高涨时间重合，原来包含在民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解放思想，发展为消费主义，结果是在国会外抗议的人数与神宫球场看棒球比赛的人数一样多。那个时候大家都认识到，战后的民主运动分化了，个人主义向消费主义的转化，瓦解了一个以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社会运动的基础。最后那些“个人解放主义者”都找到了好工作，而那些闹民主的“下町”的孩子们则上了黑名单，大公司绝对不雇佣。其实中国90年代的情况也有相似性，当钱钟书老两口与另外两位研究员“打架斗殴”成为报纸新闻的时候，钱钟书其实就已经完结了。
黄：这个意义上中国语境被重新解读了，思想家的作品被时髦化了，与商品一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一个线索、一个脉络，也不管原来的逻辑是怎么样的。以前一元化的时代，思想禁锢的时代，那时候读的还是黑格尔，也读卢梭、亚里士多德，老一代人对学术脉络是清楚的，没有一阵风过去又来一阵风，没有那么多谁谁谁一夜成名之事，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竟然都卖了几十万册，这是被时尚化了。
思想是有积淀有线索的。这不是时尚化能解决的，还有引进、翻译、“落地”等，思潮更是如此。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学界，影响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不是三五天就过去了，可以说他的东西成了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出了他的系列。这与当时的语境有关，与市场经济讲小政府、少干预是契合的。政治学也讲他，甚至法学社会学也讲他，这在西方的语境下也是很难理解的。哈耶克在1930年代不是经济学的主流，那时候起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影响大的是凯恩斯，政治学界是拉斯基。中国1940年代有很多“民主人士”和学者（如罗隆基、钱端升），都是很信拉斯基的。不过哈耶克这批人很有韧劲，几十年坚持下来，到了1970年代，撒切尔上台，又才走红了。撒切尔要搞私有化，发现他那一套正好。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学术界一下跳了许多年，从亚当·斯密、马克思一下子跳到了哈耶克。
姚：进入1990年代，《渴望》代替了崔健的摇滚，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市民社会。这里有你们二位所说的消极的一面，就是学术变成了娱乐，学者变成了明星，严肃的学术少了，抢人眼球的东西多了；但是，就整个国家而言，市民化是一件好事。我们总不能像过去那样，让老百姓打开电视就听政治报告。老百姓需要像《渴望》这样讲他们身边故事的东西。非政治化是一个国家的进步，而不是倒退。个人主义也不完全是坏事，它是自由主义在商品经济中的一种表现。当然，1990年代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刚刚起步的商品经济，而且在人们的头脑里，商品经济就等于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尔虞我诈，欺世盗名。这大概和我们过去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宣传有关，比如像《林家铺子》和《子夜》这样的电影，把旧上海就描写成这个样子。但是，真正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和道德约束之上的，没有了这些约束，市场就会成为恃强凌弱和尔虞我诈的场所。问题是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清楚什么是市场伦理，以为它仅仅是赤裸裸的交换。举一个例子，2004年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国企改革问题。期间上海一位地位很高的老经济学家发言，讲了一个故事。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为上海一个私人大企业争取到一项有利的立法，这家企业后来为了“表示感谢”（他的原话），让他当独立董事。这位老兄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天知道他的廉耻之心到哪里去了！商品交换和政治是有明确界线的，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把商品交换的规则搬到政治上来，还以为是正常的事情。
韩：个人主义伦理与市场理论在中国的结合，哈耶克的介绍起了作用。但是，市场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是由各种组织构成，因此不可能是自生自发的。其实很多很严肃的学者对哈耶克的学术水平评价不高，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能妄加评论。但比如顾准的《西方经济学笔记》中，他讨论了加尔布雷斯、萨缪尔森、庇古、罗斯托、克拉克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唯独没有提到哈耶克。而且他讨论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理论展开的。他正是从凯恩斯那里得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所谓“自由竞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变得“有组织化”了这个基本结论。这就是顾准所说的：社会主义未来是要跟这个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打交道，而不应短期内希望资本主义走上“自由竞争”的老路。顾准认为，如果当代社会主义是跟“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打交道，就要学会利用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组织，包括世界经济组织和世界市场，为我们自己的发展所用。他这个结论其实也就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思路。如果顾准这个判断基本正确的话，那么他的判断，就是建立在对哈耶克所谓“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这一过时观点的否定基础上。顾准对哈耶克不感兴趣是很自然的。
姚：1990年代的一个争论是关于自由主义的争论，是不是和哈耶克的引进有关系？
黄：早引进是没有用的。一个思想是否能有影响，是否变成思潮，不只是这个思想本身的逻辑如何道理如何，也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非常有关的。1995年以后哈耶克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书一下又抢空了。这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碰到西方是撒切尔、里根执政，正好他们都搞私有化，正好他们以哈耶克为宗师，都有关系。这里甚至有个“错位”：我们以为整个西方，战后都是按照哈耶克那一套走过来的呢，其实战后所谓“黄金三十年”更多是与凯恩斯有关系。
韩：我觉得更跟几个东西有关系：一个是哈耶克突然爆冷门得了诺贝尔奖，那个时候中国有诺贝尔情结。第二个是哈耶克的书比较简单，容易懂，有些本来就是他为传媒宣传而写的，比如《通往奴役之路》，基本上是杂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19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英美的资本主义好像开始回到了自由竞争的野蛮状态，它的有组织性被有意拆散了，当年顾准所推崇的凯恩斯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