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下）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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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这跟1990年代后期强调学术专业化有关。现在高校里都要求必须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于理科来说，这也许可以，但是对于文科来说，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国外关心的东西，未必是中国现实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我们要在国外发表，就必须研究国外感兴趣的问题，还要把中国的问题转换成国外的语言来叙述。我们的社会还在前现代，而我们的学术却必须搞后现代了。
黄：体制只是一个原因，评价体制、晋升体制，等等，都有很大问题，过于看重外在的“标准”。同时我们心里也觉得那才是学术啊，而没有把现实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东西当回事，始终在追赶啊，“接轨”（接鬼？）啊，弄得疲于奔命，却少了原创性和自主性，少了费老（费孝通）讲的“文化自觉”。
韩：今天回头一看，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总起来说与五四以来的几代相比，那几乎是庸人了。来者不可追，这是惨痛的，无论有多少博导，但在学术成就上是失败了。1980年代后期以来对于科层制度的强调，对于所谓学术规范、学科体制的维护和学阀的树立，是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的。比如说海外某些教授们经常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没有独立自由精神，没有学术规范，说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关心现实，没有搞所谓纯学术、纯文学，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就是这么批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传统的。实际上这些人在美国有什么影响呢？起码比起萨依德、乔姆斯基来是没有。他们所说的独立性、自由主义，不过就是学院里的学术分工造成的，他们所谓的“纯学术”不过就是美国的三流学术罢了。关乎美国的国计民生、全球战略的重大思想课题，这些人其实插不上嘴。他们那种所谓独立性，说穿了不过是国际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分工体制罢了。可是这些人一度在国内被奉若神明。我们应该知道，福柯、德里达等等这些人当然是在学院里工作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觉得所谓“学院派”是个好词——这个词在法文中的意思跟庸人、犬儒主义其实是一个意思。而1990年代我们这里却当好词了。所以我们经常闹这样的笑话，夸奖某人是学院派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们是在讽刺他，说他犬儒主义。
姚：1980年代知识界的分化不是很明显，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对计划经济时代持批判态度。知识分子多数是站在反体制的一面，自己之间基本是抱团的，而且思想也走在政府行动的前面，因此多数时间是以政府的对立面出现的。1990年代之后的分化是知识界内部的问题，政府比知识界激进得多，许多改革措施在知识界没有心理准备，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让许多人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一些人却如鱼得水，或下海，或为市场化呐喊助威。1980年代后期之后，这个分流是很明显的。就经济学界来说，当时的很多很被看好的人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变得非常边缘化了，像王小强、邓英淘这样在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青年才俊，到现在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1990年代才是一个大分化的年代。
黄：1990年代实际的社会变迁、市场化的深度与速度大大高于1980年代，1992、1993年以后，发展很快。市场化进程真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快的，以后各种分歧就出来了。1980年代有个影子，那个时候经济学界文学界都有争论的影子，真正出现争论是1990年代。开始还有一点成绩，尤其在1990年代初，可能跟年轻人贴近现实有关。客观上，与变化本身相比，1980年代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学术层面、政策层面，没有多少实际的利益在背后。1990年代的思想分歧和实际的社会变化是有关系的，和1930年代后期的动荡有类似的一面。1930年代一方面农村衰败，另一方面上海的繁荣（也是一种衰落），包括当时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论，文艺界要不要左翼文学等等。因为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争论就不只是认识问题。
姚：这段时间我们俩大部分时间在国外。
韩：我个人感到，退隐了的，包括姚洋说的王小强，也包括何新，那还是最好的。而还在热闹的那些与他们没法比。你们在国外的时候可能国内是最热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期，1980年代那两个轮子：民主平等公正和个人主义伦理由逐渐分化、分道扬镳，发展为一个新的极端，就是个人主义伦理，与1990年代突然兴起的商业主义，特别是消费主义伦理结合起来，压倒和摧毁了关于平等和公正的思考，特别具有典型性的就是突然舶来的“后现代主义”。中国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从清算1980年代“现代主义”和“启蒙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大肆宣扬一种欲望哲学、自由消费伦理，把1980年代的个性解放思想，歪曲为一种恶俗的商业主义伦理。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由于这种个人主义与商业主义的结合，被从内部瓦解了。所以1990年代张旭东从纽约回来，一见到我就说，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商业主义？我说，这个问题德里达回答不了，只有资本家能回答。黄平刚才说的，这不是学术问题，是利益问题。
黄：他们最热的时候我们在国外，所以我连崔健是谁也不知道。1990年代后期在三联书店我与他聊一个多钟头，他一上来就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韩：他可是大明星。商业时代恰恰是需要明星的。到1990年代初，甚至连钱钟书也成了明星，即使是学者的影响，也需要在商场产生，这可是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期完全不同的一件事。这个方面钱钟书也许特别具有代表性。电视剧《围城》开播，小报宣传日本人来见他，给他下跪等花边新闻（其实是在社科院走廊给钱先生鞠躬而已）。钱钟书这个名字突然进入了千家万户。其实如果说到对思想解放的贡献，钱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起作用的文章应该是那篇《诗可以怨》的古代文学论文（发表在社科院的《文学评论》杂志），但是知道这个的不多，而社会上知道钱是研究什么的就恐怕更少。1990年代成为文化明星的钱先生，其实被包装成跟王朔差不多的形象，王是个没文化的钱钟书，钱是个有文化的王朔，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
姚：为什么你说钱钟书是后现代？
韩：不是钱钟书是后现代，是媒体把他包装成后商品了，甚至包装成一个很通俗、搞笑的形象。《围城》带来了钱钟书热，坊间甚至还流行一本《钱钟书灵魂生意经》。这样，那个高不可及的钱钟书，当然就可以被大家消费了，但那个时候钱钟书恐怕也就不是钱钟书了。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其实说白了就是“消费意识形态”，包括钱先生也是后来被包装成品牌、商标了。可怜钱先生退隐了一辈子，这下无处可退了。王朔、崔健这些人说白了其实是真正媚雅或者媚俗的小资。而一旦传媒把思想解放运动包装得很亲民，很小资，当社会长叹一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从“大写的人”、“人啊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开始变成给大家解闷、逗老百姓一乐了。我们试着将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那些倡导者，如周扬、朱光潜、李泽厚、孙冶方这些人，与后来的文化明星崔健、钱钟书、王朔、余秋雨做个对照，其实不用进行多么高深的分析，就会看到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时期，完全不能用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或者“文化热”来概括。与此同时，许多真正的人退出来了，文学界比如张承志、韩少功基本上从文学圈退出来了。
黄：一方面大家一下子焕发出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对人性的向往，呼唤“人啊人”；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发现原来是一场梦，这个梦现在似乎一下子破灭了，原本还是很有份量的思想、学术、伦理等变成都是可以被解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