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下）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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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按照黄平的意思，有些人感觉外界的变化快于他们思想的变化，因此产生了一种距离。大部分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直接参与了实践，参与了经济改革，基本上沉浸在过程之中，因此最少抱怨。
韩：是这样的。如果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存在问题，那就是经济快速起飞、沿海地区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文革”的问题，当然也不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要面对的那些问题。我愿意坦率地承认，整个人文领域停滞了十年，所以对今天的三农问题、环境问题、世界结构的变化完全把握不住了，但却茫然不知，沾沾自喜，可以说是被时代抛弃了。是不是可以说十年？
黄：没有明确的分界，但有争论，中国当下有问题，但不仅仅是要国家干预多了，政府大了。其实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的累加、交错，而不是1978年面对的问题。那时是要不要思想解放，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要不要商品经济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承认，以前的问题、后来的问题，彼此在交错，比如下岗的问题，总不能说是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改革不够才有了下岗，1990年代初的时候似乎觉得只要继续改革就不会有问题，所有问题都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嘛，是因为集权和思想控制嘛，哪里想到过有现在这些问题啊？那时候都比较简单。
姚：因此，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之争实际上是1980年代的延续，争论的一方继续了1980年代争取自由的取向，争论的另一方则看到了1990年代的变革远不是“自由”或“不自由”所能描述的。
黄：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老说“新左派”不懂中国国情，不但喝洋墨水，还年轻啊没有经过“文革”啊，等等。但恰好这批主张自由主义的人，许多对1992年以后的社会变迁缺乏实际的了解，没有在基层第一线，却到处写文章（很多在第一线的人并不写文章），对现在“五个统筹”、缩小城乡差距、解决生态等问题，没有体会，也缺乏感情，心理还停留在1980年代。
姚：当时的争论并没有把自由主义的全貌展现出来，自由主义变成了保守的自由主义。但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保守的一种，还有积极的自由主义，就是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和各种平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仅强调个体自由，还强调个体在和平地组成社会时必须达成的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和平的，每个人就必须得到同等的对待，这就是平等的由来。阿玛蒂亚·森说过，每种文化都强调平等，差别只在于平等的侧重点不同，一些文化注重起点和程序的平等，一些文化注重结果的平等。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要求个体的差异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福利为限（第二原则）。森证明这个原则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导致结果的平等。罗尔斯接受了这个批评，在后续著作中把这个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基本物品”上，就是那些对个人的人格和生存至关重要的权利和物品。森比罗尔斯走得更远，他发展了能力学说。所谓能力，就是一个人为了达到有意义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能的组合。他的能力学说要求社会达到个人在能力方面的平等。和森类似，德沃金提出了消除禀赋对个人成长约束的主张。左翼经济学家约翰·罗默则重新定义了机会平等的概念，他的机会平等和程序公正不是一回事，而是要抹平除个体主观因素以外所有可能约束个体发展的条件，包括个体在智力方面的差异。1990年代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没有涉及这些比较深入的内容，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广义的“自由”和“不自由”的概念上。
黄：现在反而争论少了，1997年以后争论的是，问题究竟是全部来自于过去的计划体制，还是也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市场，比如外部世界（“全球化”？），是不是就只有正面作用？当时我觉得关于市场的讨论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即使在最市场经济的社会，如果有人出来批评市场的问题，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反弹的。我们的问题是多重的，有几千年留下来的问题，例如“官本位”绝不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有计划体制时代留下来的问题，也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统得过死、干预过多，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反右”和“文革”中，这些问题表现得最突出；再有就是1992年以来，实际上也是改革以来，确实有新的问题是以前没有的，而且这些问题，至少1997年我们坐下来讨论争论的时候，似乎是越来越严重了。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在下面看到的与北京知识分子谈的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的思想跟不上时代，于是就觉得，第一，你说的市场的问题是不是有啊？第二，就算是有也是次要的啊，关键还是1953年以后的体制，似乎中国唯一的敌人就是政府，非要把政府打碎，只要政府滚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哪有这么简单啊？
姚：“中国唯一的敌人就是政府”，的确，这个判断在经济学界影响非常大。这种想法跟我们的改革路径有关系。改革所做的，就是打破以前的旧体制，因此，经济学家形成的习惯思维就是，凡是打破旧的体制就是好的，远离国家就是好的，只要有一点垄断就是坏的。只要竞争就是好的，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1990年代末一个好的转变，是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社会公正问题了，契机是围绕企业改革所展开的讨论。知识界不再仅仅关注要不要自由的问题，而是开始关注公正问题。对自由问题的讨论是要解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是讨论社会内部的问题，这是很好的改变，使得大家把自由和公正联系起来考虑。近来这几年，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又加入进来，知识界越来越关注现实问题。
黄：一方面失业一方面暴富，这个过程，如能够从稍微长一点的眼光来看，就会看得更清楚，不然争论来争论去，确实也说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胡说的东西也不少，走到今天，应该看得清楚一些了。
韩：“耽误了十年”是1980年代一句感叹，今天面对着“五个统筹”的构想，面对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我想说，人文领域又耽误了十年！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何事明时泣玉频，凤衔瑶句蜀笺新。长疑好事皆虚事，遥想风流几多人。”——我们对1980年代是有感情的，但是感情归感情，不应该成为一种情结，作为1980年代在国内的过来人，应该对1980年代有反省的态度。
黄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叙事》、《黄平自选集》等。
姚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制度与效率》、《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等。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知识的战术研究》、《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