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下）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字体： 【大 中 小】
韩毓海（以下简称“韩”）： 回顾1980年代必须强调几点：第一，不能把改革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改革。1980年代显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伴随着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政治变动，改革一开始就不是由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操纵的，改革首先是一场政治行动，是一场“革命”。第二，中国改革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改革是长期的批评和冲破斯大林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行动的继续。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有一个非“凯恩斯主义”运动，对于国家和“计划”的批评，对于个人自由的强调等等，其实是开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国际性思潮，中国的改革是这种“国际大气候”的组成部分。因此第三，改革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它必然会带来社会政治力量的调整和重组，带来国际政治秩序的改变。改革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水平，而且深刻地触及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重新塑造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因此，当我们今天感慨社会伦理的过度私人化的时候，应该想到潘晓的“主观为自己”曾经在1980年代何等鼓舞人心。同样，当我们今天思考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的时候，也应该想到，恰恰是在1980年代，几乎全社会一致认为效率和竞争远比“公平”更为重要。而这些都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强音。
黄平（以下简称“黄”）：今天看1980年代有许多问题，例如不是深刻地反思过去，而是简单地否定过去。比较典型的是“伤痕”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也是有很大的“正当性”的。但是，那些东西有多少转化成了积极的思想建设，而不是停留在“诉苦”、“抱怨”的水平上？今天回过头来看，是很让人汗颜的。当时胡耀邦说过一句话，大家都没有听进去：“不要让后人笑话我们太小气！”
就此而论，我倒是觉得需要对1980年代进行批判的反思，把有价值的东西找回来，无论是对1950—1970年代，还是对1980年代，都应用扬弃而不是简单否定的态度。1980年代有许多令人思绪万千的东西至今还令我们梦牵魂绕，特别是激情和思想，也才过去不过二十来年，就有世事沧桑之感了。那个时候，许多老一辈都还健在，他们当时说的许多东西我们不是很理解，今天想起来，是多么深刻啊。不觉间一下到了新世纪，老一辈人大都已经作古，而今天的知识界这样片面地追求专业化（当然便于升职称），这样地远离实际远离基层（便于过上优越的物质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的一种背叛。
姚洋（以下简称“姚”）：我们能不能重新回到1980年代？1980年代有一种向上的精神状态。我们刚走出了“文革”的压抑时代，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激动人心。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播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春节晚会的部分场面，发现那时的舞台布景真是简陋到家了，但是，大家仍然认为那时候的春节晚会比现在的好。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文化生活贫乏的原因，但那时也的确如沐春风。
黄：从《人民文学》、《世界文学》，到《经济研究》、《哲学译丛》，还有《新文学史料》啊、《花城》啊，当然还有《读书》，总之什么都看。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里总有人排队等着轮流读书，许多书都被学生翻烂了。
姚：《读书》杂志当时的发行量就达到了十几万，是学生们的必读刊物。钱理群等人的“文学三人谈”，让所有的青年人都变成文学青年了。那个时代的确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韩：改革形成的重要的主体就是知识分子群体，这个主体是随着高考制度、学位制度恢复而确立起来的。所以越来越重视职称，越来越藐视基层，心胸、视野越来越小气，其实有必然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界定，意味着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总起来说，知识分子群体一直是改革的强有力支持者，所以改革被巴金称为“第二次解放”。
黄：不过也不能把那个时代过于理想化。我1978年春天进大学，一方面是思想解放，万物复苏，从教室、图书馆，到饭堂和宿舍，到处都在讨论、争论，甚至为了一个观点同学之间彼此打起来也是有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一开始是很正常的，过去苦了那么些年嘛，“四人帮把我们搞苦了”，不仅指的是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和思想上的禁锢或单调，也包括在物质生活层面没有满足一些最基本的需要，包括你才说到的许多教师都还住在筒子楼里。1977年《人民日报》就发表过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论物质利益》，到了1980年代，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就大讲“四小龙”那边物质上如何，大学教授的吃住行条件如何，给我们这些学生的印象不是很好：“原来‘追求真理’背后还是‘物质利益’啊！”举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王浩1980年代中期回来，看望了金（岳霖）先生，也走访了许多过去的同学，发觉在知识分子中，很多都在谈论“商品”啊、“物质”啊、“金钱”啊什么的。离开北京前他给《光明日报》写了篇回忆西南联大时如何在金先生门下学逻辑的小文章，最后一句是“那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把知识当作商品”，本想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的，发表时恰恰是这句话给删掉了。
我自己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每周一次到系里参加政治学习，大家聚在一起，总是谈“脑体倒挂”，“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总之是物质上知识分子如何不如工人农民不如摆小摊的个体户，这甚至是促使我坚决要考研究生（以便离开那个环境）的主要原因。我当时甚至斗胆问过一些老师：“那我们再回去当工人农民如何？”
当然了，比起今天来，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大家现在碰到一起就谈论房子车子。1990年代我们初去香港就很不习惯，那里人们聚在一起也是谈这些东西多，没有想到短短十年下来，我们也这样了，以至于如此怀念1980年代！无论如何，回到那个时代已经很难了。
今天很多的问题1980年代已经埋下了，虽然1980年代还是要丰富得多，向上的东西多得多，共识程度也高，也有简单化，如1980年代对文学的人民性高雅性之间的关系，本土的东西与外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也有看不清楚的，或另一种片面化。那时候埋下了很多潜台词。到今天越来越显现出来了。当然那个年代嘛，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可以理解的，不必去苛求，但也不必把1980年代理想化。
韩：的确是很多问题当时已经埋下了。像姚洋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建立了国民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为了高积累，也造成了许多的限制，从而也造成了一些不平等，毛泽东说的三大差别，就是典型。1980年代，包括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和平等，19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其实就是在致力于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方面的成功。恢复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对过去身份限制的破除，目标也是平等。还有一个传统则是强调个人，鼓励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这两个轮子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活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呼唤社会平等、社会民主，特别是社会公正的一面逐渐弱下来了，知识界逐渐成了鼓励个人积极性的个人主义独唱了，最后搞成了一个假定：过于强调平等公正前提就很容易压抑个性、压抑生产力，但是1980年代的一个基本的传统就是要求平等、要求公正，不是单单讲个人解放的。相对于社会民主，个人解放在1980年代其实并不是主流。今天的很多问题，往往是由于长期不谈前一个方面，大谈后一个方面造成的。
黄：过去有很多问题，失误啊、曲折啊、错误啊、悲剧啊，很多问题不必讳言。但是有一点还是要承认，那些年代人们有追求、有理想、有很高的共识，现在有点被打散了，各自为阵，甚至互相掐，为蝇头小利恶性争斗，这是比较糟糕的。我们在理念上确实有简单化之嫌，包括把过去简单地彻底否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