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治小县若统大国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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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老吴久历基层政场，且富人文情怀，焉能无此种敏感直觉。虽万人丛中，吾往矣——这样的任事胆魄，在关键时刻是能考验决策者高下的素质。他一边向市里报告（这是绝不能隐瞒的大事），一边请求增援警力维持秩序，一边安排各部门干部全部上街劝阻群众，一边大胆走向了开始狂躁的人群。
他在此地为官已久，平时老百姓多也认识，自信心以及第一责任人的身份都不容他半点含糊。但是灾后百姓还在余震焦虑压迫下，寝食难安自然肝火正旺，兼之多年体制性的积弊难免使得各级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在全国都在关注救灾钱物的监管问题时，这些确实还未领到救助的灾民，自然容易信谣传谣而大有踏平腐败之气。他与市上来的一位领导登上一辆已被失控人员砸破的警车之上，向群众喊话，半导体的微弱声音完全被淹没。区长老许带一干人尽力维护着谁也难以维护的秩序。他们看着脚下闹事的多是中学的愤怒孩子，只能让赶来救援的防暴特警渐次撤退，绝不能另外再引发流血冲突。
不可否认，任何这样的群体事件，都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挑灯拨火。但是愤怒是天然具有传染性的情绪，尤其在夜幕和人海之中，难免也有很多趁水摸鱼的狂暴青年。在大灾的背景下，灾民裹挟着普世同情，政府采取任何强势手段来干预，都很难占据民间的道义优势。但是任之燎原，又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于官于民于社会，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区委和政府的分寸，决定事件的成败。他们迅速号召来所有的老师找学生，家长叫孩子，厂长找职工，居委会找居民。所有的干部上街分解人群，解释真相。最后老师和学生手牵手隔开人群，掩护警察撤退，避免身体冲突。这样的举措很快见效，当夜群情平息。再通过电视广播和社区人员，挨家挨户向市民说明情况，澄清谣言。又紧急调来各种物资迅速分发安抚，一场差点酿大的危机，终于被消弭于无形。但是重建家园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会在其他隐形的问题上再次卷起狂澜吗？这对每一个施政者都是一场持久的考验。
十一
每天发放十元钱一斤粮，这是国家针对真正的灾民出台的专项临时政策，救助期限是三个月。并不是每个户籍在灾区的人都能均享这种补助，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国家规定可以享受此政策的是“三无”人员——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无收入来源。至于是“三无”齐备的还是只居其一的，这个标准其实是可以由地方灵活掌握的。
鉴于本市确实灾情严重，尤其什邡和绵竹死亡较多，于是决定在这两市实行全部人员发放。其他几个县区，还是要有所区别并制定相应细则才行。这就给这几个县区带来了巨大麻烦。纹江区讨论的细则是——房屋全部倒塌户、房屋严重受损无法居住户和贫困户可以全部纳入。房屋局部倒塌或严重受损户，可根据家庭人数和经济状况，纳入一至两人。干部、职工和教师全部不享受此政策。
按理说，这个细则不可谓不细，村组比照自然就能马上确定补助对象。但是，中国的乡村世界远非外人所想那么简单，就一个贫困户的定义，就可以为难死你。因此，为了预防做了好事还挨骂，在程序正义方面又设置了三个步骤——各村组村民代表大会推荐，村公告栏公示，乡镇审核上报。这样看来，一切应该顺理成章的好办了。可是直到今天（震后18天），几个县区的这个特旨恩荫，还是难以下发。
原因何在呢？因为可以拿到九百元钱，九十斤大米，这对农村而言，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不是人人均沾，那谁也难得谦让。有的农户已经搬到省城和经商的儿女生活了，闻讯也要赶回来讨要这个恩惠，更不要说还在土地上讨食的村民了。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似乎也在理——都是灾区人，凭什么邻县都是全有？再说党中央给的福利，你地方政府凭什么要扣压？你敢不给，我就敢告发你们克扣灾粮，摘了你们的花翎顶戴。
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烂——这是自古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一贯错觉。皇上好而贪官坏，这也是近年来无论戏剧还是现实，多多给民众形成的教化。部臣阁僚做好人易，底层吏员做恶人多，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村组如果把全民报上，乡镇有受灾照片档案，那也不可能更不敢拿去糊弄上级。于是在程序正义的第一步，就出现了卡壳。真正的灾民无法推举出来，因为多数人会要争取这一“有价身份”。
当然也有一个乡镇立马就报上了名单，人数基本符合上级掌握的实况。但是乡村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岂能不怀疑此中有猫腻。于是派员私访调查，原来是各村组达成民间协议，以真实的灾民身份去领这个钱粮，但是必须到村组后再来一次基本平衡的瓜分。比如灾民拿六成，其他人拿四成。这样的妥协总比都不拿看似要好，那上面可以不干预吗？
如果官员的政治经验不丰富，知道此中实情，也许就装聋作哑得过且过。但是书记区长却不能同意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因为这里面又有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灾民为了眼看就能到口的粮食，不得不和村民妥协。但是事后困难依旧，他不会找邻人讨要，却有权向上级政府讨要。而且他有十足的理由和证据去检举基层政府，确实克扣了他应得的份额。总理给的十元钱，到你区乡变成了六元，另外的四元是否贪腐，那可是真难澄清的浑水了。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这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会蒙受损失，有时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这才是一个大命题。
十二
除开大批的失踪人员之外，有名有姓有户籍且见到了尸体的，谓之“死亡”。最初从废墟中扒拉出来的死者，是由亲友辨认登记签字，允许领回掩埋的。但是也有很多合家死亡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认领的尸骸，总不能一直摆着影响环境，那就由民政及相关部门作出DNA采样登记，再由民政统一火化保存骨灰。再之后几天，尸骸太多且开始腐烂，那就采样登记之后统一进行防疫处理，再集体深埋。这样的举措多为生者和环卫问题考虑，因此能获理解而不致太遭人诟病。
国家及时出台的抚恤政策是由中央财政给予每个死者家属五千元，根据惯例，各个地方财政一般还要配套一笔。比如省城财力较好，可能多补一点。至于各地州级行政区域，也都要考虑大致平衡的配套抚恤。如果原来买过保险的，则由保险公司按条款自行赔付。如果是私立学校幼儿园和企业的死者，那相关法人和单位，还要另外单项协商给予抚恤。但是对于这样大规模的天灾死亡，补偿都不可能有很多——这和空难绝对不一样。粗略估计邻县的学生死者，大约家长能够拿到的抚恤及赔偿，合计不过三到四万左右。钱多钱少都无法抚平失去孩子的深刻创伤，家长要讨要另外的说法，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纹江区万幸，死难者只有十五个，各家都及时伤悼火化做了安埋。书记区长按规定要看望安慰遗属，有农村哀家投诉——殡仪馆不仅收了他平时规定要交的六百元火化费，还另外加收了四十五元路费，因为超过了灵车规定的公里数。
这要在寻常时候，都是中规中矩的条文，老百姓没有异议。但是放在灾年且普世关注的时刻，却可能因为这一小的疏漏，引发出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和稳定危机。地方首脑的权力足以马上决定退还这些费用，立即责成民政局安排处理并道歉。灾民遗属的耿耿不快，迅即便能化解。
对乡村社会来说，六百元也好，四十五元也好，很多时候它不是会计科目，是代表政府对灾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重视，是一种无处可泄无仇可报的怨气块垒。如果因为这样的细节失误，导致哀家不火化，甚至抬尸哭丧，那最后基层政权付出的代价就会更高。
十三
逝者无论曾有怎样痛苦的辗转，而今都带着眷恋回归尘土抑或走向天堂了，次第风雨很快就会抹平大地的罪过与血痕，而万千满心伤痕的灾民，还将在这块土地上长久挣扎。抗震实在很难，自然的力量远远超乎人类想象，而救灾，本质上说，是救这些无常命运的哀哀苍生，救那些凶险岁月下的遗孑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