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治小县若统大国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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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怎样充满悲悯的基层官员，对于这样的政策即使有所质疑嘀咕，也不能再去向上级哭穷了。因为表面上看似不多，但是由于需要救助的基数太大，加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再说，这仅仅是过渡资金，以后城乡的重建房补助，目前（五月底）还没出台，但是可以预见，中央财政肯定还得拿一笔巨额资金出来。二千元肯定无法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他们如何来安抚百姓呢？那就另外向国家的慈善机构打主意吧，为每个受灾的家庭再争取一顶帐篷。由于国内外的捐赠很多，物资的争取显然要比现金容易。这样大致就能摆平农民对公平的诉求了。
对于基层政权来说，考核你是否具备“牧民之官”的能力，主要是看你如何既保证基本不走样地执行了各项国策，同时还能巧妙地化解乡村的各种冲突。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如果能不给上级增加负担，不把矛盾上交，不引发官民冲突，不酿成群体事件，那就可谓“能员干城”了。但是这样就真的能摆平乡村矛盾吗？
十七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见，受灾以来各级政府每天要研究多少问题，解决多少矛盾。因为每一个数字和政策，都不可能是某个人随便拍板出台的。更何况在此期间，还有很多救人抢险移民炸坝的重大问题要决策。就基层来说，事务的繁多更难想象。每个部门和乡镇，干部的配备大约多只有七八个到十几个不等。他们从地震以来，就基本没有回家，必须随时待命，每个人的疲倦都写在脸上。即便如此，肯定还有疏漏之处，还要在最不经意的事情上，惹出麻烦来。
5月29日大早，金河镇就向区委告急了——一百多灾民要走上高速公路，步行到市里去上访告状。经历了“5·12”事件，区里已经有了各种应急预案，处变不惊，能够从容面对这些突发事件。区委副书记和相关部门领导配合乡镇干部，迅速出动，轻装简从，在高速路的入口处拦住了那些激动的群众。
首先要提出警告——成绵高速目前是救援绵阳、北川、安县的生命线，谁要堵截，既是对重灾区人民的伤害，也是严重违法，国家绝对不会不追究。老百姓当然也知道轻重，宣称他们不会堵截，只是徒步顺路。那么干部一方又劝导——上访是群众的权利，但是行人上高速路也违背相关法律，更何况现在路上密集狂奔着无数救灾车辆，万一引出车祸，那也后果严重。坚持要去的话，区里已经安排好车辆，请大家坐车去。
大巴已经在路口等着，群众也要讲理。但是他们内心也明白，所谓步行上高速，本质上是对基层政府的一种要挟，需要求得某种重视，如果坐车去，就失去了意义。再说就是到了市里，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回来解决，既然区里已经来了领导，那目的已经达到，再去市里也就反而毫无价值。而且如果彻底不听劝说，完全得罪平时也都认识的乡镇干部，今后也许要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更难。于是多数人决定听从干部的劝说，回到乡政府去开会诉说。少数人上了车，开了一程担心被直接拉进警局，又决定还是打道回府吧。于是，紧急事件变成了在乡政府的民主对话，只要肯平静对话，对基层政权来说，反而就是一个借机宣讲解释国家政策的机会。
在这里，老百姓和基层政权的“博弈”再次呈现出来。群众知道一个通理——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在缺奶年代，可能就要出“群哭”这张牌，才可能博到一些“胜利果实”。问题是到底有什么“冤屈”需要他们这样去“群哭”呢？难道在这样的高危时刻，还有基层干部敢徇私舞弊侵占不公吗？
十八
这一天恰好是金河镇赶集的日子。无论城市乡村，任何群体事件都肯定有最初的少数人带头。而只要有几个敢出头的，“沉默的大多数”就会选择随从，随从既可能满足自己的诉求，还可能不致惹祸“问罪”。对一件风波的“风险评估”，老百姓还是基本清楚的。少数人也清楚，在赶集的日子出头，无需号召就有很多的看客和共同诉求者，这可以增加出牌的分量。果然如所料，当几十个人回头走向乡政府之时，跟进的农民则已达几百。
乡政府的办公楼也是危房，院子里搭建的办公棚，正好可以坐下几十个人对话。应召而来的各部门干部和村组长，也基本到位了。领导喊话要求有意见的代表进入棚内开会，其他的在院子里安静倾听。于是棚内顿时坐满，却主要以妇女居多。副书记和乡镇主要领导负责回答群众质疑，大家轮流发言“喊冤”。
原来引发这一次群情的事，是昨夜的大雨。各家都住在窝棚避震，多数棚子漏雨造成了老人孩子的痛苦。大家总看电视上报道，哪里哪里又给灾区送了多少钱多少帐篷，国家又拨下了多少钱粮，但是至今他们除了领到一点白水和干粮，还啥都没有见着。如果不是基层政府贪污侵占，那这些恩惠怎么还没降到百姓头上呢？这是多数人的质问，干部很好解释。
还有农民指责，房子倒了这么久，连个干部的影子也没见着。共产党到底还管不管灾民的死活？政府到底还赔不赔偿我们的房子嘛？他说完立刻有一组长起来谴责他胡说——我那天带镇干部去你们家拍照，你婆娘都看见了的，你他妈又来造谣啊？组长也是农民，乡里乡亲互相责骂没有问题。有气的农民敢骂乡政府，但还是不敢得罪本组组长的，立马不再言语。镇干部顺势给他解释所谓“赔偿”的不存在，只是肯定要补贴。而且补贴对象是由你们群众选举表决，公示审核之后才作数。
然后有妇女哭诉，一看就是穿戴不差见过世面的人。她说她虽然在市里生活，但是户籍房子还是在本镇，这次也垮塌了。她几次去找居委会反映，要求国家那份救济钱粮，都被居委会的吼出来。根据政策，她也是灾民，凭什么不给救济？
还有一个一直在院子里叫骂的时髦妇女，她的问题是她原来的房子占地很大，现在拆了危房，以后还允许她在原址原大重建吗？很显然，她担心失去她原来的商铺门面位置，怕政府借重新规划之名，夺走了她的商机。她一直高声嚷着，但很快就接到几个电话，然后就到旁边歇气去了。基层干部对付这些爱闹的人，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一般会通过她的亲戚朋友或者对她形成情感制约的人，提醒她不要闹事。这些打电话的人，难免也有吃俸禄的，那是肯定要服从组织安排来做这个工作的。
大家杂乱倾诉完，领导也听出没有根本性的危机，把政策解释清楚，气氛也就和缓下来。总的分析，主要是基层干部人手不够，一时无法到每家每户宣讲政策。再加上前面说过的村组推荐该被救济的人，一时难以落实，造成钱粮确实未能发放，因而激起了民愤。小小风波很快和平止息，农民还要回去插秧。至于对那几个牵头的人，基层一般会单独去谈话。确有问题解决问题，该要警告还得警告。大家都在本乡本土，谁都难免有点毛病把柄，如果基层真要对你认真，那样的日子也未必好过。于是大家都见好就收，相得益彰。
十九
一般来说，发生了这样的群体事件，无论大小，区里都是要召开常委会总结的。虽然其他灾区发生的事情更多，潜在的危机也多，但是各自守土有责，工作总要更加细密才好。大家发现宣传工作不到位，就会引起老百姓误会。建议还是要赶快把损坏了的广播线修复，最好再派出高音喇叭宣传车去巡回讲演。另外设计制作一个简单的救灾政策问答，发到每一个村民手上，让大家明白自己可能获得哪些救助。
其次，该及时发给灾民的钱粮以及过渡费，赶紧下发。省里已经答应调拨的一万二千顶帐篷，得赶紧催促发来。小春的作物菜籽和小麦已经收割了，赶快动员相关部门和企业去收购，农民手上急等现钱。地震了，氮肥厂受灾停产，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要尽量帮农民保证供应正常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真正的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