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作者：黄 平 玛 雅
字体： 【大 中 小】
玛雅：但是中国今天不可能走西方殖民扩张的发展道路。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哪些方面？
黄平：作为整个涉及十三亿人的发展模式，中国一方面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殖民扩张来发展，这对中国、对世界来说，现实中不可能，道德上不能走那条道路。真正要发生了一定是灾难性的，对中国对世界都是灾难。第二方面是能源、环境的制约，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靠高耗能、高污染来发展。这已经不是1960—1970年代《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和《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说的那样，我们不要毁了后代的生活，现在的问题已经成了当代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问题。从国内社会关系来说，也不可能再靠原始积累、扩大劳资矛盾这种残酷的血汗制度来积累财富了。时代不一样了，人们的知识、信息、意识不一样了，包括农民工也都不一样了，不可能再用极其残酷的、盘剥或者自我盘剥的方法来发展。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要调整发展思路，走科学发展之路，其实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因为方方面面都制约着我们，再不调整就不可持续，也不全面不协调了。
那么，这样的挑战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我们的领导层和精英层——科技的、商业的、媒体的、知识界的，能不能及时发现并顺应这个新的时代？进一步说，能不能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如果发现不了，顺应不了，更谈不上领风气之先，还是按老一套去做，那么机会就从我们身边溜走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真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真的做到与时俱进。要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包括科技、信息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只是农民工开始使用手机，学生可以上网搜索全世界的各种信息，而是说，整个社会组织方式、治理方式、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大转变。
玛雅：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应当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调整？
黄平：在原来的格局下我们如果有事，可能由一两个部门单向推进，再开个会发个文件就基本搞定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内外彼此纠缠是一方面，多边相当程度上替代双边是另一方面。再一个变化是，个体（不只是个人，也包括群体、组织、机构等）的能力提高使得它们与领导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只要上面一决定，传达到基层就搞定了。现在是多中心和多主体互相制约和影响。媒体也是这样，国内媒体和国外报道已经分不开了。一个地方小报报道当地居民生活中的一件事，可能第二天就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转载，甚至可能它们还先知道，先报道。所以，再也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内和外，因此在处理国内关系的时候，也涉及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处理。
当然，传统的挑战还是很强烈，我们是后发的国家，先发的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是天然的警惕也好，实际利益上的考虑也好，他们一定会限制我们。也不止是大国或大国集团（如G8），包括一些小一点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商品，从皮鞋到衬衣、玩具、食品，也有天然的警惕，不断夸大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和意义。可能中国小商人在意大利米兰的鞋市，实际上也就两三条小街，但是因为分布集中，就特别容易在媒体上被放大，使很多当地人觉得，中国的鞋把整个意大利的鞋市场全部占领了。他们那种警惕不只是体现在心态，也体现在整个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国际关系的处理，包括诉诸从WTO机制到联合国机制，到媒体，不断把这类事一说再说，说着说着真就说成一个大事了。中国前段时间在食品、药品问题上不断拿出统计数据，合格率、安全率达到多少，和别的国家进行比较。统计数据是个客观数字，但是我说的那个效应，是一个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效应，而且变成一个多边处理的问题，仅仅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渠道，使馆照会、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发布，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换句话说，不再是某一个部门通过传统的一个办法就能把一个问题给搞定的。所以说，管理方式、治理方式，包括思维模式，都要变化。
现在处理双边关系，比如中日关系，你会发现，政治关系和经贸是勾连的，和历史文化也是勾连的，还有它与中美关系、中韩关系、整个亚太关系，乃至两岸关系，都有勾连。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处理双边关系或单向的由一个部门来处理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即使是双边关系中也有多边关系，即使是由某一个部门为主来处理，比如财政部为主来讨论贸易问题，其实也涉及其他的方面和其他部门。对这样一种挑战，我们现在虽然也在调整，但调整的速度和步伐还不够。一个调整就是增加部级之间的沟通、配合，再一个是最近开始的搞大部委制，第三是加入更多的国际多边组织，首先是熟悉它们那些规则。比如WTO我们进去了，但是对它的很多规则还不熟悉。这实际上是老的马拉松关系，先走一步的，很大程度上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是在了解和认识这些规则，怎么顺应它也好，不断调整也好，事后增加保护也好，都是后来者，总是比较被动的。这既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不干涉内政原则也面临挑战
玛雅：但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即使是后来者，也不可能仅仅是规则执行者的角色。
黄平：这就涉及第四个比较重要的关系，就是大国的关系。我们现在讲对外关系，包括四种关系：一个是大国关系，一个是周边关系，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关系，一个是国际多边关系。这四个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理周边关系，也有大的国家——日本、俄国、印度，也有发展中国家。处理大国关系，也有周边。处理发展中国家关系，也有大国（印度、巴西），更不用说多边组织中，大中小都在里面。处理这四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关系，其他三个也都在里边。
再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外交关系，还有经贸、科技，以及现在说得比较多的军事，基本是按照十八世纪那个思路设计的，客观上确实有大国小国、弱国强国之分。即使联合国有一国一票的体制，也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大国在里面更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大国如果不高兴，有时故意绕过联合国，甚至抛开联合国自行其是。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很长时间里，第三世界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代表，希望我们在联合国等组织中发挥大的作用的原因。中国的确在这个方面也曾经起过很大作用。
但是，这个格局现在也在改变。后冷战时期，各个小国不再简单地把中国看作它的天然代表。以中非关系为例，现在中非关系有三个变化，一个是非洲国家的需求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一条坦赞铁路，上上下下的非洲国家，包括当地人民都很高兴，甚至很感激，现在这种意义上的项目援助仍然很受欢迎，但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了。第二，他们未必把投资援助项目都看成是好事、善事，有的反而认为我们去投资，是不是也是去赚取利润。而且我们去搞项目，是不是也要砍树，可能破坏他们的环境。第三，从就业角度说，这么大的项目来了，中标的公司很可能不是当地的公司，当地人觉得没参与进来。客观上，我们现在进入非洲和拉美的力度，不但超过了这些国家本身的预期，更超过了西方国家的预期，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大盘子一摆，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更别说是全球性的大国，十三亿人主要还是在自己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努力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是因为中国规模太大，所以出去几个企业，有几个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项目，在当地可能就是最大的项目，哪怕发生一点小事，都可能是头号新闻。
第二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直到今天仍然必须坚持并还引以为自豪的、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现在甚至也受到了挑战。这一直是我们坚持的最基本的一条，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别国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现在不只是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一个牌来打，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和我们援助国家的当地人，也说我们如此这般不干涉内政如何如何。援助项目如果是通过政府间的关系给它，就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本来我们是援助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曾经长期饱受任人宰割、受人欺凌之苦。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说某个政府或其某些政策在当地是不得人心的，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当然这个要具体说，绝不是西方或西方媒体说它胡作非为，它就一定是胡作非为。但至少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那就是，在今天新的格局下，简单地固守我们从1840年以来饱尝任人宰割之痛后悟出来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是不是仍然那么有效？本来不干涉内政也不是我们的发明，原来的民族国家体系就有这一条规则，因为涉及到主权问题，我们作为后来者，在主权问题上更是不能退缩或让步。但是在国际事务中，哪些在主权范围之内，哪些属于内政不应被干涉，这确实是个新的难题，我们的认识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否则有可能本来是办一件好事，可是不具有与这件好事匹配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结果好事被说成是坏事，或者好心办了傻事，还被说成了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