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作者：黄 平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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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这就是说，思想的空缺不能靠物质财富来填补。
黄平：这是一个落差，也是一个盲点。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随着物质生产丰富，精神就会起来，其实古往今来，并没有这么个“定理”，经济发达了就一定有思想的繁荣。经济只是基础，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种不相称也不只是时间的过渡，过一个阶段必然就好了，搞不好它反而就丢了。这个精神的复兴——叫作文明的复兴、文化的再生，都没有关系，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说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明天人均五千美元了，它就自然会有了。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后来完蛋了，就在于它思想的、灵魂的东西丧失了。它的感召力、说服力、对周边的影响力、对自己后人的影响力没有了，物质的东西再发达也没有用。再繁荣的物质文明失去了灵魂，就会面临死亡。
反过来说，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过，在兵荒马乱的艰难时世中，有很多伟大的思想诞生了。那么当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时，怎么把那些艰难时世中的伟大思想给积极而自觉地接过来并发扬光大，这是个挑战。相比而言，这一点欧洲做得比较好，没有简单地变成一个暴发户，把伟大的精神资源给丢掉。我们有过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包括一个任人宰割的年代，那个时代也产生过很多了不起的思想。怎么把那个时代的伟大思想，把六十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伟大思想，以及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智慧重新整合，让它们再生，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玛雅：这是社会精英的问题。
黄平：在思想层面，主要是精英的问题。就此而论，也可以说我们的精英离时代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在从文化到不是宗教的宗教层面，就不只是涉及到精英，即使是普通人也不能只是油盐酱醋柴，吃饭挣钱、挣钱吃饭，也有一个怎样处理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怎样在由己及人的社会关系网络里像人一样理直气壮地生活。任何一个人，就像生物机体一样，都会今天精神一点，明天疲惫一点，后天有点感冒。经济生活、物质生活也是一样的，一定是有起有伏，有涨有落，比如今年猪肉涨价，明年干旱欠收，后年又有什么不测，甚至诸如冰雪和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那么在这个里面人们怎么来应对？这里也有一个民族的心态，或者民众的心态、文化素质问题。以前我们老讲一个例子，丘吉尔讲的，当英国因为战争时期供应短缺，人们排队买面包还买不到，头上还有飞机轰炸，而且今晚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飞机轰炸的时候，人们照样去看莎士比亚的话剧。这样的一个民族，老百姓是不会被炸跨的，是不会散架的。所以说，精神的东西不是自然就能振兴的，不是盖了多少高楼，有多少外在的硬件，城市有多大改观，就能够自发起来的。
玛雅：在制度层面呢，如果说不仅要有一个理念，还要有一种治理模式？
黄平：这就是制度和社会政策的配套问题。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在人的思想和行为状态还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时候，大量的制度形同虚设。很多制度在它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中可能非常有效，但是简单照搬过来就未必有用，所以我们说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状况的政治制度。现在的制度和法律的推进其实是挺快的，有的还不只是“接轨”，简直已经是超前了。每年大量的法律通过了，似乎就摆在那里了，似乎谁也不清楚，似乎谁也不在乎。从理念到制度中间有一个过渡，制度本身要确实是和社会实际契合的，才能真正变成一种制度，否则就是通过一个决议摆在那里而已。
再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制度之间不配套。可能一个部门制定的某个制度，在当时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针对性很强，但它与其他各项制度之间是不配套的。这当然有一个时间问题，制度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形成的，经过磨合和完善，最后是与其他制度配套。这个不只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确实需要有大量的制度意义上、社会意义上的工程师和熟练工，否则只是停留在一些最高层面，比如人大立法层面，或者政府政策层面。现在缺乏的，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操作者、一流的“熟练工”。
理论思想越辩越明
玛雅：回到思想层面。前面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要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这种思想缺失，我想与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说，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理论话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译语”。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
黄平：我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自己的话语没有占到应有的位置，一部分人因此也就放弃了追求自己的话语和话语体系的努力。结果就只是拿别人的，美其名曰“拿来主义”，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永远在后面模仿人家，用人家的理论剪裁我们的实践，然后不断自我否定，或者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辩解，甚至求饶。
在某些领域我们放弃对话语的追求，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预设，就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时候就会有思想的。但那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就会有精神、理论和文化。这个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一套解释，后来随着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发现过去的那套解释没走通。从无产阶级革命到三个世界的理论，包括冷战时期和苏联的争论，我们过去是有一套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己历史的解释的。后来在几个最基本的领域我们发现那一套基本上不行了，因此也不说了。
政治家可以不争论，埋头做实事，尤其省长、市长、县长，要抓实事，别整天又学理论，又评法反儒，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发展格局，在理论思想上不可以没有自己的东西，包括国际关系，即使是借鉴别人，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借鉴。
玛雅：在理论思想领域，不能采取不争论的办法，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明显。道理很简单，真理越辩越明。
黄平：短期里，1978年一直到1988年，十年摸索，走一步看一步，白猫黑猫，那都可以，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得有很实在的内容——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得有很具体的关于整个历史的一套叙述。
玛雅：曹锦清分析，毛泽东构建了一个史观，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政权的正统叙事——中国从哪里来，当下在哪里，共产党要把中国引向哪里去，就是经过新民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当毛时代结束，这个叙事就中断了，开始了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从计划到市场，从公有到私有，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那么就要学习西方，搞多党制、宪政。
黄平：毛泽东的那个叙述，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的基本学说是阶级学说，毛泽东是关于人民的学说，他是讲人民革命。而且这个人民的主体是农民，这和马克思讲的很不一样，以至于共产国际长期不承认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后来无形中也拿回来一个叙述，那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其实又是一种叙述，只不过比较简单化，只要用市场化，甚至私有化的办法来发展，最后所有的问题，从民主到法治，到社会公正，到福利保障，都能自然解决。这实在是太简单化了。欧美理论思想界形形色色，但一般也没有这么简单地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物质生产和民主法制的关系。
曹锦清说的那个叙述，由于它在建设国家和发展生产，尤其是改善生活方面，似乎不成功，我们很大程度上就不在这个叙述上再努力了。我觉得，即使是与时俱进，也要在原有的那个叙述的基础上加以反思总结，包括它不成功在哪，问题出在哪，而不是简单放置一边置之不理。比如，今天去看中苏论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谁当国际共运老大的问题，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对苏共的批评，有很多东西对认识国际形势的走势和下一步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包括1970年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叙述——虽然世界大战还可能，但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毛泽东没有用“和平”这个字眼，他说的是，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趋势是革命。这实际上就是说，现在是革命制止战争，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这样才有他的整个战略调整——进入联合国，和西方及日本等打开关系，在国内讲要安定团结，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具体政策的背后是有一套对世界的基本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