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作者：黄 平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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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放置一边是无意的或者被迫的，既和我们前三十年的实践在国内产生的后果，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后果有关，也和冷战结束后我们要不要伸头、要不要扛大旗有关，而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是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我们是在耍诡计。但是由于我们把自己过去的叙述放置一边，这就使得比如说阴谋史观甚嚣尘上，一些非常庸俗的“回忆”大行其道，甚至编造出很多野史。而正统的叙述，即使不同意那些“回忆”，无非也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如何智慧、如何会写诗、书法如何好，朱德如何谦和，周恩来能力如何强，刘少奇如何勤奋，而看不到他们关于最基本的近代历史的逻辑叙述。这样来处理整个近现代史，时间长了是不行的。看看西方的叙述，比如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一直下来，好像每一位总统都特别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个人品质上也不断美化他们。但美国的叙述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建构”，从美国建国就是追求自由，到美国是山巅之城、上帝的宠儿，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到美国因此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即使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是有一套叙述的，哪怕它不得人心。我们也需要自己的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关于未来的叙述，而且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让别人即使不同意也会尊重和倾听。
文化自觉与“中国模式”
玛雅：所以美国才能争得话语权，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我们在这方面似乎非常被动、非常无力。
黄平：现在我们的文化部门也在走出去，但只是办点孔子学院，再搞几场演出，在国外大街上去扭个秧歌踩个高跷耍个龙舞个狮子。我们缺乏一个全方位的总体部署来权衡利弊、长短，这个显然不适应现在的总体外交战略要求。包括制度、政策也不配套，结果明明是有主动的一面就是发挥不出来，一直在穷于应付，介绍、辩解，甚至求饶，人家还不买账。有些方面我们其实做得挺好的，但就是缺乏那个“合法性”，自己讲也理不直、气不壮，别人听起来也不合情、不合理。
玛雅：其实一辩解就等于甘拜下风，你承认他的价值体系。
黄平：没错，一上来就已经输了，整个纳入别人的价值体系里，然后我们是边缘的、被动的。剩下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怎么划清和那些所谓“流氓国家”的界线，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连上层决策者出访都不得不向人家作解释：我们不是新殖民主义，不威胁谁……苦口婆心，人家居然还半信半疑。
玛雅：委曲求全说明没有文化自信。
黄平：缺乏文化自主性，或者说缺乏文化自觉。没有想在文化上怎么构成一支，想的无非就是怎么纳入别人的那套叙述里，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搞休克疗法还是稳一点，慢慢走。最后其实不可能谁都能被纳入，游戏规则是不能适应所有人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把那四个因素都加进来——经济上对市场的垄断、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文化上的基督教，还有种族，这个是不能普世的。包括人权，也不是普世性的，要是给世界所有人同样的权利，这个世界就不再是白人的俱乐部了，不再是只由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去决定世界上的大事。人权理论如果讲到底，是不是意味着让全世界所有人同等地享受大自然和资源、市场及福利保障，这可能吗？加拿大前一阵指责我们没有人权，我们十三亿人和加拿大那点人来共享一片蓝天，他们会同意吗？经济上和自然资源上那种垄断、优越的地位，他们怎么能与别人分享？这次拉萨事件也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只是要别人要“同等权益”，而不考虑西方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平等“分享”？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真正要把它说穿说透，所谓“人权”说到底是没有办法玩的。何况西方原来的发展道路还是建立在掠夺、殖民、侵略上，至少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上。基督教要普世，除非把别的文明都灭掉，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宗教战争其实就是这样，企图把别的文明给灭了。我们中国也有过血流成河的历史，因为领土和政权，但是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发动战争。中华文明不是那种排外的文化，非要灭了别人来伸张自己。它是很具有包容性或者兼容性的，人民也一直是学习型、开放型的，从和而不同出发，到最后天下大同。
玛雅：中国文化有它的独到之处和优越之处，这也是现在一些学者试图梳理和证明“中国模式”的重要原因。你认为，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学界的事，还是官方的事？应该由民间来启动，还是由官方去推进？
黄平：主要是理论界，包括广义的思想界、文化界，甚至艺术界、媒体，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你不能要求每一任的国家首脑和行政长官都成为大的思想家，全世界都不是这样的，中国几千年也不是这样。他们要处理大量眼前的事务，是很强的政治家、很高明的行政领导就可以了。如果是思想家，那当然很好，但不可能人人都是这样。有些政治家做诗人也是可以的，很多皇帝会琴棋书画，但是个个都要像唐太宗或者毛泽东，那怎么可能？
我觉得，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氛围，有人专门致力于精神生产，而不是个个都去搞钱。现在教育也产业化，教授也去搞钱、搞项目，长此以往是不行的。别说是一个大国，小国也得有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这个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可不只是吹拉弹唱，去金色大厅包一场，去香榭丽舍大街跳个狮子舞什么的，而确实是在最高的思想层面，我们得有自己的理论来把历史、现状和未来讲清楚。小国用不着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大国，又有悠久的文化，而且历史虽然有曲折和变化但是并没有中断，因此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对整个人类发展和未来提供一个叙述。这确实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当然也未必就是中国社科院或者北京大学的事，有可能是在偏远的西南联大，在湖南或贵州山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例如当年的长沙师范。但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十三亿人中得有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从事孔子、董仲舒、王阳明做的事，而不是全民都去搞钱。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制度框架下要提供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悠哉悠哉，不计名利、不慌不忙地搞理论，不急于应付什么验收，提交什么成果，去评什么奖。可能养一万个人才能出来一个思想家，甚至多少代人才出两三个，全世界几千年就是这样一个几率，不可能像种庄稼一样，一粒种子下去就结果，精神生成没有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有，国家失去半壁河山还得开辟一个像西南联大这样的地方，延安窑洞里也还有鲁迅艺术学院和马列学院呢。
玛雅：但是客观上，我们现在从官方到民间，有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种文化建构，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叙述？
黄平：如果不可能个个政治家、企业家都是思想家，就得有一个理论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神，就像以前的儒家思想，还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还是有强大的动员力、召唤力的，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是很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包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还是有相当的解释力和内部的合法性的。但是由于内外越来越模糊，你能说服党内干部的东西，未必能说服所谓边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你能说服中国人的，未必能说服西方，包括非洲兄弟。这个不是外语好、准确地翻译过去就行，我们现在的英语可能很地道、很漂亮，但是外国人就是听不进去。西方某些人是有偏见听不进去，因为从经济到种族那四个原因，可现在连非洲国家的一些人也不像当年那么听得进去，那么认同不干涉内政原则。那么就得有一些新的说法和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至少我们在非洲做的那些事，投资也好，援助也好，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得让当地人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