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作者：黄 平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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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我们要从彻底解决挨打、挨饿，到进而解决“挨骂”的问题，包括世界上各类的攻击、污蔑、歪曲，也包括曲解、误解——这次围绕拉萨“3·14”事件西方媒体的反应可见一斑——使中国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真正强起来。这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用老话说，过去的基础，是为我们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前述第三、第四个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中国自身的成熟就能完成的，确实还有一个世界不同文明在文化和种族意义上彼此共处、彼此互补的问题。现在最突出的是伊斯兰世界，“9·11”以后连头上缠一块布似乎都成了恐怖的象征。这个问题远古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不只是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而是真正在文化和种族意义上如何共存共生、共享共赢，整个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和非西方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如何确立。
外交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
玛雅：这种从经济到种族的多重挑战，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意味着什么？
黄平：在这四个层面的问题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怎么来处理都还是有问题的。比如中日历史上的问题怎么来处理？中印边境问题怎么来处理？中美、中欧问题在经贸能源、人权民主等层面上的问题怎么来处理？这些就不再是一个一个就事论事就能处理好的问题了。不是今天被发现猫狗食品有问题，于是我们就宣布，其实猫狗食品百分之九十九是安全的；明天又说从中国出口的饺子出了问题，我们又说其实饺子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外交已经不只是外交官的事，国际关系也不只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人的事，甚至连农民都牵扯在里面。举个例子，偏远藏区的村民采集松茸出口日本，日本一方面也加入西方，不断来谴责我们不讲人权、不民主、劳工标准不合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工资压得太低，等等。但另一方面，藏族老百姓到高山上去采集野生松茸，结果到了日本口岸，他说你的野生松茸里有农药。这个理由不成立，就说你包装箱的木板有问题，有什么寄生虫的卵。通过外贸出口，运到日本口岸，他不验收，到了日本港口还要被罚款，说占了他的地方。藏族老百姓一年的非农非牧收入主要就是靠这类采集，本来就附加值极低，结果还被刁难，却又反过来指责我们的藏区发展政策没有惠及藏族老百姓。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一步，所谓公共外交、人民外交，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外贸也不只是外贸部门的事，连偏远地区的基层怎么生产，怎么包装都是事。现在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了，就是政府为主，学者敲个边鼓，偶尔媒体去说一下，但是基本上是在一个老套套里，就事论事，缺乏对整个大的时代的把握。我觉得，全方位的调整，也包括中国的各种声音，怎么能发出来。有一些中国做得很好的事，但如果每一次都是外交部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人来发布，经常说的别人听不懂，听懂了也不信。就连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这些事件，我们就没有来自民间的人到世界上去说，让人家明白，结果由美国的某个作家或者记者说了，人家才意识到，二战还有那么残酷的一面没有被认真梳理过。我们自己做的，包括卢沟桥展览馆那些内容，人家要么不看，要么看了不信，总认为那是官方宣传。这次拉萨事件也有这个问题，外面为什么一边倒？除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也有我们如何说、如何做的问题，否则就是有理，也被当成了无理。
玛雅：在研究领域呢，我们的国际研究是否跟得上新的世界发展？
黄平：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从研究到实践有几缺。一个是缺少自己的大视野，因此就事论事，捆在传统的框子里，要么是处理双边的传统外交关系，从主权领土到政治纠纷，要么是处理眼前的事——今天哪个政府、哪个总统提了个什么，咱们怎么来应对，大量地停留在描述、追踪、就事论事，缺乏一个长期、纵深，从历史到理论、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以及部门之间如何配合协作的战略。因此就造成好像学者们在国际关系上的事很多、很忙、很热闹，因为国际上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实质性的研究，对我们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有所贡献的成果并不多，更不用说能传之后世的佳作或“精品”。所以，要站在新的高度，思考如何从后冷战走向下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叫什么？未必就一定要叫全球化，比如说也可以是一个区域化的过程。欧盟现在已经是一种区域化组织形式，其他区域也在开始形成不同类型的区域化组织，比如北美自由经济贸易区、东盟＋3，等等。从后冷战走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理念使得整个国际关系从研究到实践，会有一个新的格局，而且这个格局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国内发生的许多事。
再一个是缺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在开始国际研究之前，至少在本科和硕士学习时，应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学或其他什么学的学科，这样他研究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切入，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问题的路途。我觉得，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可能，就是不再是传统外交的就这个政策、那个政策来回应，而是把比如说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研究中来。这样我说出来的东西不但狭义的小圈子里的人能互相交流，对于搞经济的甚至是政策一线搞经贸的人，它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对于学术的传承和思想的丰富，也是有价值的。
由于这些缺失，我们研究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可能真正重要的问题没有成为问题，而是因为媒体讲禽流感严重，我们就研究禽流感；媒体讲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就研究食品安全；媒体讲朝核危机，我们就研究朝核危机。而我们的媒体又是跟着世界大的，特别是英语媒体走的，尤其是美国媒体。某个问题可能对美国是大事，或者对美国的媒体是个大新闻，但是对美国媒体是重要的问题，未必对美国的学界、政界、商界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即使对美国学界、政界、商界是重要问题，未必对中国学界、政界、商界也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或者未必对我们当下是那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常常被牵着走，还不自觉被别人牵着。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学界的声音进入到外交决策人和外交官当中，这是大好事，但我们学者实际上也是一孔之见。我们那一孔之见可以很深刻，但是总是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学者被媒体牵着走，外交官被学者牵着走，那就未必是好事了。
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玛雅：刚才你谈到，中国要想不被当作“异类”，就要使自己的走法被别人承认，那么就要有一套理念、一种模式，使自己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个想法怎么才能实现？
黄平：当然不只是伟大的思想就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运用好，结果也可能很糟糕。但是，首先要有伟大的思想。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思想，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学人智者不是没有思想，但是如果只是沉湎于书斋，那就变成了孤芳自赏，这样的思想最多是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学说，而不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现在需要的是与这个时代的需要紧密相关的伟大思想，使人们，不只是决策者，在制定战略、规划步骤时也能感觉到它们的启迪或警醒作用。说实在的，思想的匮乏与我们的体积、规模、速度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么伟大的社会变迁，这么深刻、快速，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化，却没有多少伟大的思想能够既让自己心知肚明，也让别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倾听和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一直下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智慧和理论，都是伟大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伟大的思想，以及大量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有没有被及时地梳理，并且被转化为当代人的灵魂和智慧？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包括老农民，即使不识字，可能也用《三国》、《水浒》，甚至《汉书》、《史记》的道理去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和处理人际关系。也有很多政府官员，虽然不读二十四史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但还是按照那里面的思想和智慧在处理天天碰到的问题。但是这种自然自发的运用，和自觉自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们骨子里头还有那个脉络，但是把历朝历代形成的思想和智慧变成自觉自主的精神、智慧、道德、气质和战略，在这方面现在显然和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