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作者：黄 平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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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性机遇
玛雅：在2007年11月举行的中美合作论坛上，双方与会者共同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应当扮演的角色，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黄平：中国今天的发展格局，严格地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内外难分”的阶段。不再像过去，可以比较清楚地分国内发展和国外发展，现在是内中有外、外中有内，越来越难以区分。在国际关系中，以前也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现在即使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对政府的双边外交，涉及到的问题也经常是多边的。特别是中美关系，很多问题早就超出了双边关系。即使是国内的许多发展问题，比如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实际上越来越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关系。国际规则对我们的限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实际得到的利益、利润，以及能不能及时到岸及时交货，初看起来是怎么调整好国内政策的问题，其实都和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与我们怎么处理好多边关系有关。
换句话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中国自己一家造成的，大国的作用很大，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乃至各种组织都在起作用，区域和全球挑战使全球关系和双边—多边关系都在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加进来其他一些关系，多边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关系。区域的关系十分明显，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是和整个区域的关系——与东盟、与亚太、与欧洲。还有全球性的关系，不只是国家之间，大量的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都在当中扮演角色，主体越来越多。客观上，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1919年、1949年、1979年不完全一样了。
玛雅：有意思，这几个年份全都逢9，又都是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
黄平：1919年以后，我们面临的是怎样赢得独立和解放，这个任务到1949年完成了。1949年到1979年，我们不但守住了独立和主权，解决了“挨打”——近代以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问题。1979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是1978年）以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又解决了“挨饿”——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初步进入小康——的问题。现在中国“长”大了，不再是过去商品短缺的年代。那时国家财政时时捉襟见肘，老百姓也经常揭不开锅。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更有综合国力、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中国也越来越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一方面，中国自身不能再简单地只处理中美、中俄、中英、中日这些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预期和要求，也越来越多地把我们作为多边中的一方，从维和到反恐，从传染病控制到全球变暖，很多问题既要听中国的意见，也要看中国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世界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进入一个重新磨合、重新调整所谓“游戏规则”的阶段。好多游戏规则现在并不清楚，甚至有许多事情、许多变化已经发生了，却还没有什么游戏规则，“规划赶不上变化”。比如刚才说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全球机制和通行的法律规则。它们不是一个一个国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平台来处理它们的问题，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是按照国与国的关系来建立的。所谓国际关系，就是inter－national，而现在很多东西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全球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样才会出现类似跨国洗钱、全球金融动荡、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一方面，整个世界在后冷战时期没有彻底摆脱冷战的阴影，特别是亚洲，按照华伦斯坦的观察，在整个冷战时期，亚洲基本上一直在经历着热战。但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需要互相磨合的阶段，比如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环境、能源、疾病问题，都是跨国性质的，不是以哪个国家为边界，因此需要各国及各类组织一起来处理，至少是逼着大家共同去找到一个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机会。原来大家可能为一座山、一条河、一块地的归属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始终要致力于解决这类事务，而现在因为第二类问题凸显——从经贸到汇率，到知识产权、进出口、劳工标准、能源、环境、生态、气候、疾病，越来越变成国际关系和外交中的重要议题，甚至不只是危及到子孙后代，当今天活着的人天天都饱受空气污染、河流污染、食品短缺或者不安全，在这个时候解决这座山、那条河的纠纷，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咱们是为了一条河去大吵大闹，还是来共同面对非传统领域的挑战？这些传统的外交不怎么处理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挑战，也给了世界一个全球性的交流、沟通、对话与合作的机会。
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和全方位调整
玛雅：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传统的国际关系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中国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
黄平：中国在新的时期怎么定位，怎么认识自己以及被别人认识，相应的怎么来行为，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至少需要处理好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一是传统的国际关系，二是全球性的关系，三是国内的关系，四是大国间的关系。
第一个，传统的国际关系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政治单位，仍然要维护主权独立，处理好中俄、中日、中印、中美关系，甚至中越、中巴等关系。同时，还要和IBM这些跨国公司和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媒体打好交道。这些都是新的“玩家”。从逻辑上说，在新的全球关系的变革中，中国和其他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更不用说俄国，实际上又赢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后发是有很多劣势的，因为在现实的利害关系中，人家都已经搞定了，你要掺和进去，就会打破利益格局，引起新的矛盾冲突。但是为什么说，现在反而给了新兴国家一个机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的全球性关系的出现。这样就不再是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我们一进去就一定会抢人家的饭碗——到非洲就把欧洲的后院抢去一块，到拉美就把美国的后院抢去一块，于是产生贸易冲突和政治、军事冲突。现在在环境、能源、疾病这些方面，不一定总是“零和游戏”。不是我们的环境好就意味着别人的环境会变坏，不是我们把非典、禽流感控制住，别人那里就一定要爆发。
这第二种关系，也就是全球性的关系，给了后发国家、新兴国家一个新的平台，也给了已经强势的发达国家怎么和这些后发国家打交道一个新的平台，当然也给了其他国家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如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包括政治、外交战略，及时地参与哪怕只是区域性的合作，比如借助东盟这个平台，把它变成一个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就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这种新的关系并不妨碍传统关系的存在。比如，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在国际经贸、国际政治中怎样维护好主权、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存在和一些相邻国家领土或者领海的纠纷，国内还有疆独藏独台独的问题。包括保护国民的基本利益，比如善待农民工的问题，其实都不只是国内政治调整和法制完善的问题，都和中国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关。在国际关系中越有地位，处理国内的事情就越顺，这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这也就涉及第三种关系——国内关系。在传统的框架里，西方国家有相当的能力，来做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这是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有关的。看看欧洲的发展，它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福利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教育政策，都是与它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占有优越的地位有关。不只是军事地位，包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包括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地位。靠优势换来的好处体现在国内，就是国家福利，就有能力化解或缓解国内矛盾。这也部分回答了恩格斯早期的一个困惑，英国怎么会出现工人贵族。到了晚期，甚至整个工人群体都分得一杯羹，就是因为英国在军事上、国际贸易中那种不平等关系，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国内矛盾可以转化为外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