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作者：黄 平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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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落差很大，包括人才落差。有些问题早就看到了，不但中央看到了，做具体工作的官员看到了，学者知识分子也看到了，有的老百姓也看到了。但是一做起来就发现人到用时方恨少，看到问题了，却没有足够的人才去处理问题。这样说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客气，拿我自己有限的经历来说，我八十至九十年代在一些场合，把政府的语言、学界领导的语言忠实地翻译过去，人家听不懂，更别说接受，有时候还搞得很尴尬。所以，关键还不是外语技巧，而是要有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对历史不是完全陌生，理论上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方法，特别是还要有一些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新闻发言人说过的话。至少应该做到让别人即使不同意，也可以甚至愿意倾听，愿意与我们讨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谓的文化自主性，就是文化自觉，有了这个以后具体用什么语言，其实应该是允许很个性化的。我们现在是非常标准化的语言，有的显得很生硬、呆板、枯燥，即使用再好的英语翻译过去别人也听不懂，有时候好事都被说拧了。而所谓的自由派，经常是完全顺着西方的东西去说，甚至是顺着西方最差的东西去说。
还有一个问题，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太小了，经常是没有声音。如果每次都是外交官去说，新闻发言人去说，人家接受的程度就要打折扣。如果是民间去说，比如学者去说，艺术家个人去说，哪怕他是用自己的很独特的语言说，效果会很不一样。我们在这方面社会力量太弱，几十年都是政府包办，政府代言，代人民言，包办下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本身的声音听不到，政府反而还没有得到好。
文化合法性与民心向背
玛雅：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使得我们的言论空间狭小，民间的声音出不来；另一方面，也造成民间没有战略思维意识，以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制定是政治家的专利，和老百姓没关系。
黄平：而且知识分子越来越变成政府的异言人，不说是反对派，也跟政府不一条心。剩下的就是挑挑毛病，发发牢骚，抱怨抱怨自己的待遇，再也不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了。
玛雅：媒体也是，你限制我说话，我就敲边鼓，得着个机会就让你难堪。甚至因为对官方不满，即使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事，但不符合他个人的政治诉求，他也要骂。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比美国媒体差得太多了。美国媒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也非常高，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一般情况下不会伤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黄平：如果只是发发牢骚也没有什么，可有些知识分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去迎合西方的偏见或利益，这就很糟糕。我们三十年下来，虽然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政府给的直接利益，比如名义工资等，毕竟有限，那么西方一个什么基金会给点经费，一些人就顺着人家去说，甚至故意讨好。这个甚至比那种虔诚的、发自内心坚信中国应该全盘西化的还恶劣得多。谁给钱就给谁干，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是非和责任，已经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
玛雅：这种离心离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腐败问题。
黄平：我们的传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治理国家用王道。苏美冷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最后苏东垮台，也不只是经济和军备竞赛，还包括文化上的合法性的丧失。前苏联社会以及东欧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早就认同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那套价值。
文化合法性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有一整套言说或话语，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先使自己确信这个东西是正当合理的，其次要使大量中间状态的传统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作曲家、学者，也认同这个东西。这个问题葛兰西讲得最清楚。葛兰西创造了一个说法，叫作“文化领导权”，有人翻译成“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他说的恰恰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是指从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自觉自愿地遵从，而不只是统治集团及其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自说自话。葛兰西讲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说得很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是做得很好的，那就是统一战线，最后把民心整个争取过来了。
玛雅：民调显示，老百姓对政府的认同程度倒是很高，包括美国一些相当严谨的调查都是这个结论。
黄平：确实相当高。包括基层，几亿农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程度非常高。我过去到贫困地区作调查比较多，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没有什么动摇。我们确实有做得很好的方面，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包括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1949年以后整个这六十年，有些是做得很好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很强大，几千年的正统性、后来革命的正统性，都没有被彻底否定。虽然老百姓有追名逐利的，知识分子有些变得离心离德，还有很多贪官败坏共产党的形象和国家的声誉，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正统性没有彻底甩掉。
说到民众认同和话语权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把国内的关系调整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环境、生态问题解决好。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全民医疗、教育、生活保障，仍然是头等大事。把这些都做好了，做到位了，就能取得国内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响应，首先在内部取得话语权。当然从客观上说，由于现在内外不分，内有外，外有内，双边多边，传统领域到非传统领域，就使得即使是为了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也要有一个新的、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和步骤。但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打点自己，收拾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从思想理念到制度、政策，再到行动和实践，来适应新的挑战，迎头赶上新的世界发展。
黄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寻求生存》、《质疑“发展”叙说》等。
玛雅，记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