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作者：黄 平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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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中国进入非洲和拉美，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和担心。
黄平：不管具体是什么事，第一个关系还在。就是说，如今国际关系中确实是有竞争，甚至很激烈的竞争，搞得不好就有一个输赢问题，或者还是所谓“零和游戏”。你只要进来似乎就抢了他的地盘，抢了他的生意和资源，因此他就会形成警惕或抵抗。中国在现在这些新兴的后发国家中规模最大，速度也最快，也似乎是最“异类”的，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形成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极其不利的新国际关系格局。所谓新格局，比如有些人，包括美国两党的竞选人，提出的所谓“民主国家同盟”，或者小泉提出的那个所谓“民主之弧”——从日本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弧形圈，那么中国在他们那里就是个“异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从里根到老布什等一直在讲的，未来世界就是两个东西——市场经济加民主，而中国直到现在，第一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们已经具有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第二连我们处理两岸关系，解决统一或主权问题，现在也被加进了民主这个因素。
这就是说，一方面，广大第三世界和我们是不是一定是天然的盟友关系，有些国家会不会也有别的诉求和别的认知？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之弧”，从美日，到日澳，甚至印度也要被拉进来。这些在今后三十至五十年，会不会造成一个不利于中国成为世界平等之一员的新格局，即使不叫“新冷战”？美国现在针对中国使用的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就是因为中国太大，又越来越有实力，我们这边如果有动荡一定会引起世界的动荡，因此又不希望我们这里出乱子，又仍然把我们看作“异类”。而且这样一个异类，甚至对美国那些战略家来说，都是从未遇到过的。因为我们不是像苏联当初那样，向全世界宣布要消灭资本主义，不只是策略上不扛旗，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挑战的势态；但是如此大的一个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快，哪怕有环境污染、地区差异、收入分配等等问题，连续三十年这样一种发展势头，而且现在还看不到马上就会停下或减缓的趋势，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公开或直接挑战，但对他们来说，也认为我们是个“异类”，甚至是个“威胁”，即使不明说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或把我们列入所谓“黑名单”。
中国为什么被视为“异类”
玛雅：既然没有挑战他们，所谓“异类”，是不是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述？
黄平：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所谓“异类”是在四个层面：第一，在经济层面，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占市场的份额，我们的经济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那么在市场意义上，谁作为一个竞争者，更别说占先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要想办法来限制我们的发展。第二，在政治层面，我们实行的不是他们那套制度。不管前面加了多少限制词，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在他们的概念里，说是“异类”已经是客气的了。第三，在宗教层面，中国十三亿人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西方基督教脉络里面的，即使佛教道教，更别说儒教，他们不认为是他所认同的宗教。现在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是那么突出，因为“9·11”后伊斯兰国家的问题显得更突出，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说不定哪天会变得很突出。第四，在种族层面，我们也是“异类”。这个话现在谁都不敢说，因为有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种族偏见和歧视谁也不再说了，但是在认同上，种族的因素不仅是存在的，偏见与歧视也是严重的。
综合这四种情况来看，整个大格局未必由于冷战结束，就会自动变成和平与发展或者共享共赢。我们当然希望和平发展、共享共赢，斗则两伤或多伤，和则两利或多利，但是上述四个因素同时摆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扮演一个不是竞争性的全球经济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玛雅：有人说，包括一些非常严肃的学者都这么说，中国因为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非常吃亏。为了不让别人以此为由排斥打压我们，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黄平：那个是对“民主”很狭隘的理解。在政治层面，民主不只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即使是民主，也有多种形式、多种模式。我们有些人一讲就是三权分离，其实欧洲很多国家，比如英国，也不是三权分离的。还有比如说参与式民主，包括我们叫作人大、政协体制下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等等，不是绝对的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的黑白两分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确实有一个怎么样慢慢地使我们的这种政治发展成为一种模式的问题，而不是永远让他们认定我们是“异类”，因此要把我们搞掉，甚至不惜一切方式来把我们搞掉——硬的、软的、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到法理的、道德的、宗教的，各种方式。即使是消极地说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也得做到和而不同，在政治意义上承认我们是一种类型的文明，而不是什么“异类”。这个挑战可不是派出一些什么团队，去如实地介绍介绍情况就能应对的，真正要做的是，我们自身要摸索出一套符合人的利益、人的诉求和人的道德的理念、制度和治理模式，包括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的那么一种治理模式。至于这个模式是叫民主还是叫王道，是叫法治还是叫德治，那可以再说。但是在最高的层面，在理念和道德的层面，比如西方从古希腊文明中搞了几个最基本的理念——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那咱们从《礼记》、《尚书》一直走到今天，有没有不同于西方的另外一种政治文明？这个文明在今天能不能站得住？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能不能拿得出一套理念、一个模式、一套言说，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像苏美那样斗争一路，也不是简单、被动地融入西方那个体系里面，明天就多党制、议会民主，也不是仅仅复兴一下国学，振兴振兴儒学，回到孝悌仁德义礼廉耻上去。对于一个十三亿人、一路走了五千年，一直走到今天的大国来说，不能只是自发自然的状态，而应该是自主自立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觉得自己应该这么走，还能把这个走法说清楚，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先使自己的精英有底气有自信，再让自己的人民活得理直气壮，最后让别人——不包括那些充满种族、文化、政治偏见的花岗岩脑袋，也有起码的尊重并且至少愿意倾听，也承认我们的活法是多种之一，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和政治法理上都是多种文明中的一支。
玛雅：在宗教的层面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黄平：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很难，不是靠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就能自动解决的。如果说我们不是基督教传统，那么文化意义上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是比较世俗化的，以儒家为主，包括法家道家佛家和其他，至少是有一种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既体现在国家制度层面，又体现在个人生活、人际交往上的一套伦理和不叫宗教的宗教。前面说了，我们通过三十年的革命和三十年的建设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下一步是要通过确立文化自觉来解决“挨骂”——文化自觉性和正当性——的问题。以前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是要解决最基本的独立自主和生存发展的问题，所以文化自觉的问题还不那么突出，下一步要解决挨骂，这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个和前述第二个层次密切相关，但是它显得更软。这个“软”不是所谓的软实力，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得有一个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然后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能够自得其乐。比如我们不去教堂，不念《圣经》，那我们是靠什么凝聚人心？总不能演变成只是经济动物，只为找工作赚钱，当律师还是会计师，否则这个社会是不足以维系的。这个也不只是在精英层面，它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能每个人都变成追名逐利的小人，他得有一个包括从自律开始、人之为人的那样一种东西，使得社区为社区，生活像生活。这样的话，经济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今年物价高一点，明年天气旱一点，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遇到大的灾害和挑战也能彼此照应，因为我们有作为精神的人伦理的人那样一个状态。今年年初南方的冰雪和这次四川大地震，最能看出这个“人之为人的东西”的重要性。危难时刻见真情，不仅感动了国人，甚至也震动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