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废墟上的民主梦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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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分五十堆，编号抽签，各凭手气取回。即使光棍抽到了卫生巾，寡妇抽到了男T恤，因这种办法简单便捷，百姓也基本无怨。但某天分来的只有十五瓶可乐加十五盒酸奶，连分堆也不够，村民的智慧竟然也想出了绝对看似合情合理的方式——把可乐兑酸奶，每人拿杯子来领取。这其中隐含的人世况味，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有可能正是这样一些“公平”却凉薄的世态人心，酿就了此后的人命伏笔。
四
在叙述这件还将较长时间困扰基层政权的人命官司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治理结构。因为任何看似偶然突发的事件，必与其所处背景暗暗相关。
中国的郡县制度自秦而始，然而县治以下，自古是皇权不到的。但为了征兵募役之便，秦汉两朝在县以下设乡、亭、里三级，魏晋隋改设邻长、里长和党长。唐代人口增多，在邻长(管四户)之上，改设保正、里正和乡正(五百户)。到宋朝王安石变法，初创保甲制取代乡里制；而明朝采取里甲制并增设老人制，用乡绅贤长自治管理。清代多次变革，保甲里甲并用；一直到清末新政变法，首次提出《城镇乡自治章程》，但是随着袁氏窃国，立即宣布取消省县自治，首设区村两级。区成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负责各种地方行政。这是把自古地方绅士牵头的民间自治组织纳入官僚体制，并把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侵入的开始。
孙中山所再造的国民党，是“师俄”学得的一套集权体系。蒋介石首倡“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并仿苏式体制设立党政军三个系统，实乃中国“党天下”的始作俑者。其党部一直延伸到乡镇，形成与各级行政系统并行运作的双重衙门。而乡村，国民党依旧采行保甲制，彼时的保甲长也多是党员，也兼秘密警察之任务。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由王朝到党国的滥觞；国民党主持的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应该说直到马英九时代才算完成。 梳理这样漫长的乡村治理结构史，不言而喻，是为了找出今日基层权利机制的母本。在当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衍生出的人民公社，已被历史证明其误国伤农之后；目前政府选择的这种“镇村组”三级模式以及治理方式，大抵与民国的“乡保甲”体制名异实同。历史转了一个怪圈，还是被忽悠回到了老祖宗的起点上。
但是过去的乡村自治之所以能基本保证民间秩序礼法，是因为朝廷建立的乃宗法国家。皇权主要依靠家族组织和乡绅为中介而行使，并由此负责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实现政府公权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接管和控制，首先粉碎的就是代理私权的宗法体制。乡绅阶层被整体打压，家族宗祠被彻底摧毁，乡规民约等各种自然法、民间法和习惯法，都被各种空洞不实的“王法”所取代。于是，以后就必将出现“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的悲剧时代。
当执政者走到二十一世纪，终于明白此理，将国家权力收缩回乡镇一级，重新再提“以人为本，村民自治”之时，却忽然失去了民间管理的完美替身。宗法组织不再存在，乡绅贤长尚未发育，村组干部已非吏员，且非完全实质的民选民治；于是基层政权顿时出现部分治理真空，每临大事骤起，必然凸现乱象——村组两级实无真正的约束力。
于是非正常死亡之事，就必然接连发生；且总有可能某次，将酿成大祸——近日的瓮安事件一不过其一而已。
五
村组干部都是农民身份，村支书由上级组织部门在该村党员之中选定，是村级行政的实际老大。村委会主任配合支书工作，是中国目前唯一真正采取海选方式诞生的。但是多数时候，象征性差额竞选，也演讲PK，实质则还是内定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文书负责各种内勤，和支书主任一样，可以拿到财政津贴的80％-每月400元左右。还有一个第四职——妇女主任，拿一半的津贴。以上四人构成今日乡村的权力核心，一般管理十到二十几个小组，一千多户散居的农家。
至于村民小组(民国的甲，以前的小队)的组长，多数地方已经失去诱惑力，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追求去担任。加上现在的青壮农民，基本出门打工，留在村组的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因此确实很难选拔。于是在基层通常采取的方式是，村干部在组里看中谁还有一些“话份”和魄力，就请他喝酒，求他帮忙几年。老百姓一般不会对这种指定有意见，如果该人过分自私和霸道，他们才会结队向上级抱怨要求替换。
免除皇粮之后，农民和干部基本没有冲突；在太平时期，百姓自耕自足自娱自乐，完全可以遗忘干部的存在。但是当天灾骤起之后，这部国家机器的末端链条，就要飞速运转并将发挥重要作用了。
地震之初，通讯不畅之际，纹江区的村级干部基本都能自觉危机时刻的责任，跨上坐骑(摩托，这是村官普遍的交通工具)巡查去了。在救死扶伤之后，马上就要面对上级各部门发来的各种十万火急的表格，而基本准确的统计数据尚未完成之时，又要开始每天领发各种救灾物资了。他们只有四个人，自己的家也受灾，田里的双抢也迫在眉睫，每天不得不操劳到凌晨。当然还有一些突发的烦心事，比如用“火三轮”拖回的捐赠衣服，走到三组就被抢光了，后面四五六组就会来骂人，会怀疑干部私分。
每天那么多沉重的水米物资要搬运分发，必须要请义工。在过去的“双提双统”时代，农民还有出义工的任务。取消皇粮时，“两工”的劳役也一起取消了。平时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塘堰干渠坏了，要想请农民出工自己维修，多数时候村里得付工钱才能解决。现在是救灾，关系到每家都能获得的利益，村官也总有几个能够随时使唤的小弟，因此找义工不算太难。但是义工既无报酬，也不能趁机多拿几件物资(这种时刻每种物资皆有清单，兼之众目睽睽)，却要每天为全村那些不出力的人劳累，内心多少也有怨言。今日中国多数地区农民的觉悟，至少不如从前(何以至此，我将另文专述，责不在民)。因此大灾当前，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现象并不鲜见。当许多人面对废墟而满心火气无处宣泄之时，新的危机自然就隐隐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
六
鸿兴村五组农民周某已经五十多岁，夫妻务农，房屋半垮；有独子名周华，在德阳打工。周家经济状况平时居中下，灾情也属中等。但周某平素嘴碎，好谈是非，为人处世不为多数村民所喜。六月初某日，听说村里开始发放帐篷，担心自家落空，便与几个乡邻径往村部等候。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村主任老徐才带着两个义工张千和李万开着“火三轮”回来。
老徐一行累了一天，尚未晚饭，看见堵在门口的村民，多少有点不悦。他挥手要村民们先回去，说今天太晚，不会分发了，要大家明天到各组的组长那儿去领(这也符合发放原则)。周某等看着满车的物资，不愿离开。张千李万则开始卸货，张千见周某在一边看，便要求他也来帮忙。周某没等到分发，不免忿忿，兼之平日也非好与之人，便说：你们拿了工钱的，就该你们卸。张千等原本义工，素来也讨厌周某，见他如此，自然也来气。但村邻之间不便当下翻脸，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上前拉周某帮忙，周不干，张便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