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废墟上的民主梦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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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周的胸部上用力抓了一把。
显然这一把抓得较重，周某当时就骂骂咧咧，后来的尸检也发现胸肌有瘀青。张千李万卸完货回家，周某和村民眼看当夜确实不会分发，也一起上路。他们两条路并列，各自皆能听见对方说话。周某心里有气，故意骂张千，并谴责他们今夜不分，一定是有猫腻，肯定串通了准备私分。张千李万辛苦整天，闻听此言，顿时恼怒。两人说要教训一下周某，就冲了过来；周某以为同村之间不会真打，继续骂骂咧咧，哪知张千暴烈，挥臂抡向脸颊，把周某一掌打翻在地，顿时不起。
张千和村民皆以为周某装死耍赖，没有管他径自回去。村民回去告诉周某老婆说打架一事，其妻带人赶来时，发现周某口吐白沫在地上痉挛，急忙报告村主任。村主任急忙拨打110和120，半夜将周某送到纹江区医院抢救，尽管政法委立即介入迎请德阳专家救治，但仍由于小脑碰地重伤不治。
按说这是一桩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依律张千李万构成过失杀人或者伤害罪，于是警局也迅速拘押了已经投案的他们。一切皆可按司法程序进行，该当何罪即何罪，该附带民事赔偿就赔偿一这是一般城里人的推理。但是，放在今日的灾区加上农村，一切都变得没有如此简单了。 区委书记老吴的直觉，再次使他嗅出了此案背后的凶象和险情。他迅速指令政法委全程介入。在一个非常年头，一个普通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绝对可能引发群体事件。
七
死者的儿子周华在德阳打工，闻讯当夜就赶到了医院，而公安局的法医也正好开始尸检。报告很快出来，颅内出血致死，需要死者家属签字，并要求家属尽快火化。但是，现在的农民几乎都懂得一个规律——只要是意外死亡，绝不轻易火化，否则经济赔偿就难以最大化。于是，死者被送进了殡仪馆的冰柜，一场新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拉开序幕。
如果按正常规定处理，村民之间扯皮斗殴意外致死，打人者视情节轻重，无非获刑三至十年，附带民事诉讼索赔，顶多可以裁定一两万，还不一定保证执行到手。周华是在城市见过世面的农工，深知父亲已死，即使枪毙张千李万也无济于事，而张李两家也是同村的穷人，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予民事赔偿。他当然清楚，只有把政府“绑架”进来，其父的死亡才会显示出价值和意义，才可能在灾年的众多死亡事件中真正“死得其所”。
可是，明明是同村村民打架，如何与政府挂靠上呢?他在电视上看见了中纪委监督赈灾的举报电话——他举报说：村委会组织救灾不当且不力，有贪腐之嫌，其父指责村主任，竟然被活活打死。——这样的命案上达中央，又处于全国救灾的大背景之下，岂能不震惊朝野?当天省里的责任就下来了，很快市里的调查组也下来了，区委必须迅速如实逐级文字报告，且还要该村多数村民作证画押，似乎才能洗脱基层政权的连带责任。
上级采信了基层报告，没有追究下级责任。但是尸体尚未火化，明显还有遗患，于是镇政府必须出面去动员丧家“入土为安”。周华则顺势提出家里困难需要救助，区里为了息事宁人，也很快通过民政和司法援助，给予了周家6500元。但是周华拿到钱后，依旧不肯签字火化，提出索要尸检报告。而按照规定，这个报告是只能提供给检察院和法院作为庭审依据，而不能给丧家本人的。于是事件再次陷入僵局，而尸体没有亲属签字，是谁也不敢做主火化的——死人成为砝码，微妙地影响着乡村政局的平衡。
如果基层政权对此完全撒手不管，你愿停放多久就多久——只要你交得起那不菲的电费和冷藏费——那是不是就可以稳住阵脚，把此种乡村冲突带人正常的法律轨道呢?答案一定是“否”，因为周华和多数群众一样清楚地知道，他们手上还有另外的王牌可以打出。
八
信访制度是典型的“中国式民主”设计(英语没有一个完全对称的词汇)——本质上说，它有别于民主社会的类似建制；无论君主立宪还是多党政治，其申诉专员制度或者苦情处理制度，均与我国的信访大异其趣。我们的信访明显地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一个政治遗产，它既不是行政复议，也不是司法申诉。其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国家社会的制度性设计缺陷，可以经由“圣君”和“清官”来一事一议给予纠正。也就是说，有史以来，皇室中央对地方官僚都是不信任的。为了预防基层吏员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荼毒百姓而对抗朝廷，甚至逼良为盗激起民变，因此要给予草民“告御状”的权利，以保留一个君权在上俯瞰社情民愤的孔道，用以制衡基层官僚集团的专权乱政。
但即使在古代，朝廷也担心这种御前喊冤的制度，可能鼓励“刁民告官”的不良风气，无限增长纠察和治理成本，且广泛呈现社会“乱象”。因此，在相关律令中，也规定了一系列针对“诬民”的风险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人胆敢赴京闹衙，必须要有类似“滚钉板”的勇气才行；即使所诉不虚，沉冤大白，告官的草民也要接受一点惩罚，用以警告和遏制喜欢随便“兴讼”的大众。
中央之所以在公检法甚至纪检监察种种机构之外，还要设置信访这个体系，本意仍然还是继承传统文化意识，要给百姓预留一个申冤的孔道。而中国百姓又从来迷信明君清官政治，向有击鼓拦轿鸣冤叫屈的传统。于是，几乎“文革”结束以来，信访潮就层出不穷。
没有公正的舆论监督机制和分权制约，基层政权也确实容易产生贪腐和制造冤案。更不要说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和运动，更是广泛地伤害了民众利益。因而信访的风潮必然急剧化，且有可能掀起政潮的震荡。为了防止民众动辄赴京上访，形成规模效应，产生不良影响以至于损坏国际形象，政府又设置了收容遣送制度——对流民和访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变相拘押甚至惩罚，这样来控制日渐汹涌的上访暗潮。
但是收容遣送这样的“恶法”，确实不符合第四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随着孙志刚死亡事件所引起的舆论风潮，这一扼制草民进城的非法制度终于被废除。随之而来的便是信访的高潮，“上访村”的凄惨存在，竟然成为了泱泱大国首善之区的一道奇特风景。
当各种制度没有根本性改良之时，普罗大众自然不肯信任基层政权和法律的公正。当他们遭遇自己认定的不公待遇时，自然首先想到的不是借助正规的法律渠道来诉求权利，而是选择“告御状”的古老落后方式，来期待中央的恩遇和命运的奇迹。事实上，可能只有1％的人真正在上访中达到了“晤雪”的目的，但是依旧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来奢望万分之一的结局。当巨大的“怨民”在首都汇集，且随时可能冲击机关，并鼓噪起街头民主和广场革命之类闹剧时，政府自然要设计新的防控措施，来堵塞这样的非正规言路。
九
2005年，国家修订推出了新的《信访条例》，在规定了信访权利的同时，又划定了“非法信访”的界限。比如成群结队上访、围攻国家机关，比如拦截领袖车队或者到天安门广场下跪，还有到外国驻华使馆“洋上访”等等，在内部规定中都被视作“非法”的行为，是可以对当事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