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废墟上的民主梦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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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罚和拘役劳教的。也因此，在湖南某县，竟然会把“非法上访，劳教罚款”这样气势汹汹的文字，树成巨大的广告路牌用以警告大众。
另一方面，上级信访部门又要求基层政府控制上访人数，把每年的上访事件，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一个重要参数。凡是设法混进省城或首都的上访者，都要求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由其居住地的当地政府，派员出钱来接回。至于所投诉的事件和问题，除非极端重大和恶劣的可能派专员调查，一般也都是发回当地政府去设法解决一至于当地是否能解决那则另说——反正首先是保证不再上访即可。
这样一种既坚持信访制度不变，又在内部要求绝对控制信访数量，甚至以此来权衡地方政权的治理绩效。这种矛盾的做法，必然教会民众凡事不走法律渠道，而走信访之路，并以此要挟地方政府，以猎取更大的利益。
一些深通此道的上访户，一般都会无所顾忌地大胆借钱上北京。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出现在国家信访局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门口，要么已经有家乡的官员在等候，要么很快就会赶来。来人会劝说他们回去，一般会谈判答应提供往返路费和食宿。如果不是很难处理的问题，或者说不是诉求很高数额的赔偿，多数时候，基层只好花钱买平安。
问题是，这样花钱摆平的基层纠纷，有许多并非是政府应该买单的。当事人所获得的“公正”，并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而只是利用国家制度和基层政府简单追求“政治正确”，进行“博弈”所获得的利息。当上级严厉要求“稳定”大于一切——把普通群众的合法上访，甚至宪法赋予的其他权利都视为政治威胁——的时候，基层政府迫于无奈的许多妥协，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法则、道义的一种牺牲。更重要的是，它会形成恶性循环，会培养人民对法律的轻视，而寻求依赖人治，甚至学会“绑架”政府去索取份外利益。
十
很显然，打工的周华是深通上述政策尺度的；更何况身在众所瞩目的灾区，且加上奥运在即的大背景，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他父亲的意外死亡，在殡仪馆的赫然冷藏，都足以成为他有恃无恐的诉求砝码。当他拿到第一笔补助之后，并未如约火化。而当他未看见政府的进一步行为时，他则要主动出击了——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他需要被重视和注意。
我形容今天的基层政权，基本是一种“政治承包责任制”。每一级政府都要为自己所属的“封疆”，向上一级政府完成政治承包责任。为了达到各种考核指标，基层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套运作手法。比如要实现“零上访”，那对敏感人群的动态要时刻掌控着。因此当周华和他的亲戚，故意扬言要头缠白布打着白幡群体上访之时，区镇两级则早已知晓，且必须要有所作为了。
当然例行公事是劝阻，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把扬言要追随的其他人全部劝退_因为“群访”非法，多数非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敢真正两肋插刀以身试法。然后是和当事人周华讲理——本质是谈判的开始。’周华提出要“索赔”十八万，基层政权在此事件中本无责任，自然不敢开此先河，遂僵持不下。周华自知只身上访原无实际好处，就是真的闯到京城了，在奥运期间，恐怕更无好果子吃；但是继续扬言，则依旧是必须的恐吓。
但是对基层政权来说，明知他不大可能暗夜潜往，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万一他去了，那上级却绝对会问责于地方。于是只好采取必不可少的监控，让亲戚邻居时刻准备把他从车站截回。两厢僵持，实际对谁都无好处；个人要误工，政府要费事，“博弈”的成本都在增大，输赢的结果却未可知也——多数时候是“双输”。
多数地方的基层政权，眼前对周华一类的“苦主”，一般还是不会随便动用强制措施的。毕竟公检法在业务上，更多的属于“条管”(至上而下的系统主管)。在涉及可能给本系统带来麻烦的事件时，不会简单地服从“块管”(地方党政兼管)。。当周华无理取闹拒不火化时，虽然基层并无“短处”无须害怕，但是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这毕竟是如鲠在喉的一丝隐忧，压迫你必须去面对。
事情几乎拖了一月，殡仪馆只好出面电话周华，如果再不来缴冷藏电费，他们只能停电，因为他们也是有经济指标管理的单位。接着防疫站也来电话，如果尸体因停电而腐烂，那按照相关规定，他们是有权来处理的。周华当然隐约清楚灾区对一些无名尸体的例行做法，只好妥协，主动去找镇政府求援。双方谈妥，周华先签字火化，政府再补助三万五千元。
周华再次拿到钱，事情似乎暂时好转。但是他只是承诺的火化，而不是上访。如果要他息讼不访，他现在开出的价码则是八万五。只要政府同意，那他就可以签订不再上访的协议书了。看来一切都还没有真正结束，而对于乡村冲突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从长远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暂时还不好评说。
但基层政权之所以在灾年的窘迫财政中，还要帮那个惹祸的义工农民，代付其无法支付的民事赔偿；根本原因在于既不能强制确实丧父的“苦主”，又还要保证实现上级强求的“零上访”。两害相权，只好扮演和事佬了。这样做也许不违人道，但是假设所有的民事纠纷，最后都以这样的方式来裹挟政府，显然又背离了理想中的法制精神。
十一
许多年来，由于大众对整个体制弊端的积怨，使得不少高高在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容易流入对基层政权的泛泛批判。多数时候，基层干部留给社会的印象似乎是喝酒之外，别无正事——而这，显然是一种皮毛之论，并未洞穿问题的本质。
基层固然有基层的通病，在我看来，这种病候，更接近于某种皮肤溃疡，之所以多被清议谴责，只是因为它显而易见罢了。很少有人去追究这种病灶，在生理学遗传学等等深层次方面的变异。某个村长某天在“农家乐”请客喝酒醉了，几乎当天就会传遍全村；但是更多上层的隐秘，却是国民讳莫如深的。单就“官员财产公开”提案来说，其形成制度的阻力，绝非来自下官。可想而知，一国的不堪，岂能仅仅诿过于基层。
灾区的基层政权究竟在忙些什么呢?就我的观察而言，也许在我所未能看见的从前，他们也曾有过清闲和逸乐；但是眼前，他们确实要为无数看似鸡毛蒜皮，而实则关系“区计民生”的事情在忙碌着。有许多很小的突发事件，都不得不令他们绷紧神经。
堰塘村这天分来了第一批赈灾粮，但根据灾区紧急防疫的需要，同时也分来了灭鼠药。为了防止纯粹的毒药在乡村流失，上级部门想得十分周到，把药拌好了稻谷装在麻袋里，要求村组分发给各家以便直接投放。村委会要先分几万斤大米，场面自然很大也很乱。鼠药放在一边，准备分完灾粮之后再发。可是等辛苦忙完后才发现，两袋“毒谷”不翼而飞了。
村委会紧急查询村民，要求顺手牵羊的人交出毒谷。老乡们知道是不能吃的鼠药之后仍然说不知下落，那事情就变得严重了。好在村领导还清醒，没有隐瞒不报。区委区政府闻讯之后，分析各种可能后果——万一有人拿去投毒——事态就远比自家误吃了还要严重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