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废墟上的民主梦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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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所有警力加在一起，也不过两百来人，围绕周边所有乡镇展开梳篦式查访，也几同于大海捞针。
一方面要严查秘访，还要在所有的打谷站派员监视；一方面还不能大规模声张通告，担心万一最后没有找到，引起灾区的大面积群体恐慌，更加难以收拾局面。警员加民兵全体出动，二十四小时挨户追索，政法委全线督阵。终于在次日得到一个邻县打来的电话，说在某处的一棵树下看见了两个类似的麻袋。“毒谷”完璧归赵，推理打电话的人，实际就是骑摩托路过堰塘村，见财起意而顺手牵羊的人。后来风闻是鼠药，还算是良心发现，假装报案电话交回了。万一他要私下处理了，这个悬案还不知要怎样折磨基层政府的心力。鉴于没有证据和后果，基层对这种偶然的窃贼，自然也无从追诉了。
而类似的事，在基层几乎是层出不穷的。施政者稍微大意松懈，就将惹出人命大祸。假设窃鼠药者误吃毙命，乡村误传是国家赈灾粮有毒，那岂不牵出天大的冤案或骚乱。
十二
地震以来，纹江区已经出现了好几例非正常死亡。有的死于私搭电线，有的死于救灾车辆撞倒危墙。有的夫妻打架动刀，还有好几个农妇灾后悲观，一点口角是非就喝农药自杀。就是这些民间事故，在此刻，都要进入书记老吴和区长老许的视角。
面对着不断涌来的救灾钱粮，面对着逐日增生的民间冲突，书记老吴和整个常委会，都难免开始有了一些困惑——在如此强大的国力支持下，重建家园肯定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家园”绝非仅仅地表建筑的落成即告拥有，它更多的还必须是精神情感的归属，是法制礼俗和民主焕然的福地。否则，灾民即使很快迁进新居，但心灵还可能迷失在灾难的废墟上。
南方某著名媒体标题说——汶川地震，震出一个新中国。可以说，在救灾救人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应急反应，都确实体现了胜出以往许多的“新气象”。大地的震荡确实引发了社会人心的震荡，震出了各种感人至深的场景。但是救灾之后的重建，却是最需要思考究竟该如何“重建”一个新社会的。如果重建只是恢复了废墟上的瓦舍，抹平了颓墙上的裂缝，整个社会生态的各种断层并未在这次昂贵代价的基础上得以修复，那这样的重建注定还将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针对纹江区的现状，老吴敏感地意识到并率先提出——精神重建。他们在常委会上反复论证，最后决定拟出“纹江区火凤凰重建计划”并提交地方人大讨论通过，将精神重建和物质重建相提并重，决心在废墟上打造一个浴火重生的新纹江。
在口号繁多的中国，“精神重建”是否会成为又一个大而无当的空洞标语呢?针对在乡村社会尤其是灾区，目前确实存在和呈现的“精神危机”，究竟应该开出怎样的药方和诊案，才能真正有效地施治，这确实是一个大命题。
如果不违心和虚伪的话，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的乡村社会，即便党组织依旧发展到基层村组，但是你要继续对农民高谈共产主义理想或社会主义道德，那基本属于教条主义，实难收效。乡村社会世代相传的荣辱观和礼俗法则，被当年的“社教”、“破四旧”等极左运动粉碎之后，新的价值观却一直未能建立。多年被歧视和忽略的农民权利，迫使穷人在多数时候，第一反应是经济的得失，而不是道德的损益。
面对这样的事实，高层依旧可以高调，但是基层却需要低调地推出确能敦风化俗的有效价值体系了。一国之民，一般而言，都有且需要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多数国家以“国教”维系民众道德，而我们舶来的马列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们广大农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实在是主持文宣和教育的有关部门可以调研的问题。
十三
眼前的实际情况是，拨来了救灾钱粮，农民会感谢党中央。一旦分配不均不是见者有份，部分人会骂基层政府。多数人不会去想，没有基层各级上缴的国税，哪有如此庞大的中央财政。而基层要坚持原则有轻有重地救灾而不是分红，那就要一定程度地代国受责。很多时候基层官员都在困惑，何以在社会福利日渐改善的今天，“刁民”却与日俱增了呢?有的吏员甚至在留恋“双提双统”时代，农民对基层政权的敬畏。
书记老吴是忌讳部下使用“刁民”这个语词的。但是有些时候，他也不免在私下为人心不古而感叹。但他相信，在纹江这样的人文古镇，民风淳厚应该不会是遥供缅怀的天宝盛世。对人民稍加引导，爱心、恕道、感恩和敬畏等等美德，肯定还没有失传。古贤谓：礼失求诸野。在广大的民间，在世道人心的深处，一定还有很多真善美的种子，在等待发掘和培育。于是，区委决定，要尽快将“精神重建”的提法，落实为一系列可实施有效果的办法。
就在这时，又有几件小事的发生，触动和深化了老吴的这些想法。
纹江区仅仅居民(场镇户口没有农田者)所需的过渡板房，就要大约一万多套。对口援建的是天津来的施工队，他们在万家镇施工时，不熟悉情况而损坏了邻村的灌渠未能及时修复。当时正是泡田插秧的季节，受影响的十几户农家很快就结队来到了镇政府，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镇书记老薛对此十分恼火——自己几锄头就能修复的小事，怎么好意思去指责人家千里迢迢赶来本镇援建的施工队。
当然摆平这样的发难，对久历基层的官员来说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农民真的只是因为懒惰而不愿自己出工修复吗?农民其实是在对救灾中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方式，变相地表达不满——凭什么城镇人就可以住进活动板房过渡，而他们只能拿到一两千元钱?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又确实不是基层政权可以解决的了。
对已经部分住进板房的金河镇居民来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批居民跑到镇政府上访，他们反映某个在板房中的妇女，自己安装了空调，架起桌子天天打麻将，手上还戴着几个戒指。他们担心这样的场景被救灾的领导和外地人看见了，会影响今后对这里的救灾援助；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出面去干预。
应该说，这些群众确属善意的要求；但是对基层政府来说，却又是棘手的麻烦。板房内的暑季确实很热，国家没有规定灾区人不能享受空调。她家的房屋倒塌，当然有权利住进板房；而她在自家打麻将，政府没有权利干预——除非设局赌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让灾区人早日摆脱阴影恢复娱乐，总比上街闹事要好。但是这样的场面，又确实会让看见的志愿者和支援队寒心，会让视察的领导皱眉，让社会公众非议。
我们过去的政府是无所不管的政府，当公权可以随时闯进私人空间干预百姓生活时，那更是一个恐怖的社会。但眼前，政府的权力到底该插手到哪一级为止呢?如果强制干预，必然激化新的矛盾；如果熟视无睹，又必将引起学习效应，有碍赈灾情绪。两难之中，不作为也将是一种过错。而这，又岂是无需与民勘磨的部臣阁僚所能想象的困境。
十四
纹江区委区政府针对灾区不断冒出来的新问题，再三斟酌之后，决定在物质重建的同时，迅速推出“精神重建”方案。他们越来越深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