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废墟上的民主梦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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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任何巨大天灾，损毁和伤害的都不仅仅是地表建筑和生命，它也必将伤及人民的心灵。亲友失散和财产损失皆能导致精神重创，甚至于在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之中深陷不拔，造成心理失衡，意志衰颓，精神萎缩，德行退化。尤有甚者，悲观厌世抑或愤恨发泄，对社会秩序构成隐患。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抑制，必将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次生灾害”。
重建家园必须先从精神重建开始；如果灾民不走出“等、靠、要”的心态，就会精神失守以致道德缺失，就无法彻底祛除灾难阴影而真正步入幸福健康的未来。而“精神重建”在此刻绝非一句空头口号，它已在各部门缜密讨论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和实施方案。用书记老吴的话说——这还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针对灾区群众的实际精神生活现状，结合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探索创制的一套系统方案。
具体来说，他们提出了“七个重建”。一要重建自信与信念；因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许多家庭艰难脱贫，然而经此一劫，很容易悲观绝望；觉得今生很难再凭老弱之力，重建小康家园。因此需要帮助他们恢复自信心，协助他们解决眼前的暂时困难，重建勤劳致富的坚强信念。
二要重建爱心与美德；突然陷入困境的少数受灾群众，利己主义本能可能一时占据上风。追求简单平均，不讲悲悯互助。因此需要宣传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教育和引导大家爱邻如己，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仁爱宽容，和睦相处。
三要重建教化与自尊；灾难的突发性和异常性，可能引起公德力量的弱化，导致私德底线的缺失。因此要结合本乡本土的实际，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知耻者近乎勇，勇毅者方荣耀。房屋虽垮，人格犹立。
四要重建礼俗与伦理；中华文化命脉能够代代相承，根基在于礼仪、伦理、道德的维系。家庭是一切礼法的基础载体，因此在恢复灾民家庭生活的基础上，要通过各种积极健康的民俗形式，倡导上慈下孝、兄友弟恭、夫妻恩爱、邻里礼让、劝诫互勉等优秀的传统礼俗伦理。要建立把各种负面情绪和矛盾，在家庭、村组和社会依次消解的良性机制。
五要重建敬畏与感恩；巨灾之下，因为党和政府以及各国各界人民的救助，才能幸免于颠沛流离之苦。因此要引导群众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热爱和平，尊重科学。要学会知恩感恩，以善报善，以重建家园的实际行动和效果回馈社会，报答恩人。
六要重建纪律与机制；由于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现状，兼之灾后的人员流动，导致部分基层组织涣散，能力弱化，基层民主法制缺失。因此亟需恢复秩序纪律，重建基层民主机制，维护法制威严。
七要重建光荣与梦想；人类最大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最幸福的事情是怀抱着希望去生活。因此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以自力更生勤劳创造为幸福。要鼓励受灾群众面对现实，不怨天尤人，不攀比自弃，走出心灵阴影，重建生命的尊严、荣耀与光辉。
纹江区的“精神重建”工程，计划以现有区镇村组四级党政群组织体系为主，完善和创新村组、社区的自治议事机构，并结合各类群团组织、专业组织、学校社团、NGO(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慈善团体，形成组织平台。他们要探索真正还政于民、放权予民的可能，希望在议政和行政之间，建立起一种民主制衡机制，为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创造条件——这在今天的中国，依旧可谓是一种积极进步且意味深长的由“摸着石头过河”，向“造船”与“造桥”过渡的办法。
十五
其实，只要翻阅近年来的中央会议报告和讲话，不难发现时时处处都在提倡和鼓励基层，要敢于“思想解放”，敢于“制度创新”。此中究竟暗示什么，邓小平早在南巡之日原已明白说过；要学习瞎子过河，要敢于不讨论不争论。但是对于基层政权来说，如何制度创新，又确实是一个“众妙之门，玄而又玄”的命题。
多数基层政权之所以还是愿意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因为担心，探索容易越轨，而越轨则要获咎。官场如雷区，举手投足之间，不定就引爆哪颗子母弹。更何况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利益集团，在暗中阻碍着社会的改良和变革。 但是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一边要贯彻约束权力“和谐社会”的国策，一边要保证强化力度维护稳定的措施。两者之间，确难游刃有余。民众的诉求日甚一日，多年被压制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当此之际，既不能打压，又不许放任，基层如何平衡民纷以求上下满意，实在是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
在某种意义上说，纹江区的“精神重建”方案，也正是为了解困而开始的一次有益尝试。出于个人兴趣，我决定对此进行跟踪观察，我也很想知道，一个民族半个多世纪来日渐颓圮的精神穹窿，是否可能在眼前的废墟上逐渐重塑。
大龙镇的盐井村位于区境的边界，属于深丘地带。其下辖七个小组，约五百多户人家。最初国家给灾民每人每天十元钱一斤粮的赈灾救助，在重灾区是人人均有，但是对盐井村这样相对略轻的灾区，则是按实际受灾程度评选下发。政府虽然制定了评定标准，但对于广大受灾农村来说，情况依旧千差万别，十分复杂。如果由基层政权做主评估认定灾情，代理发放，则必然产生更多的干群矛盾，甚至激起群体事件。
救助钱粮好不容易评定发放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过渡安置费200—2000元的评定发放，接着还有永久住房16000一26000元的评定补助。涉及到如此多的款项，乡村岂能不产生争议；仅有的几个村官又岂能保证处理好如此纷繁复杂的事务。完全由政府代劳，则更可能费力不讨好，引发更多冲突。
恰好“精神重建”计划，本身涵盖了完善乡村民主制度的内容。要求各村在原有的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理财小组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公示，推出一个众望所归的村民议事小组，使一批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成为村务组务议员，讨论确定一套正规有效的议事规则，参与决策乡村公共事务。盐井村经过民主推荐，每个组都选出了五个组务代表，然后再在其中选举公示，确定出五个村务议员。在讨论上述款项的受助人员和标准时，完全采取放权于民还政于民，群众的事情群众办这一措施。这些最底层的“议员”也知道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快讨论出公平公正公开的救助方案，彻底避免了官民矛盾。
十六
盐井村的村民自治，可谓中国最底层治理体制改革的一次实验，其精神源头可以说是对民国年间晏阳初、梁漱溟一辈人“乡村改造运动”的承继。甚至还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乡村礼法社会的一种恢复和更新。
他们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尊重习俗，明确权利；用最简单实用的原则，制定合法合情合理的制度、程序和乡规民约，使得政府公权逐渐淡出乡土社会，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完善乡村公共事务的“代议制”格局。这样的做法，确实规避了赈灾过程中的可能冲突；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及相应的细则，作为他们的村规民约，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