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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传》选章
作者：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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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森林就是严守我们的根，种植森林就是留下我们的根；有了森林我们几乎就有一切了，失去森林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一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治淮治黄，从国计民生着想，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水利建设，可谓其功厥伟。修大小水库8万余座，筑堤防20多万公里，旧中国洪水肆虐民不聊生的局面得以改变。中国人民能在艰难困苦中走到今天，来之不易。
可是为什么治水不断，洪荒频率反而加快了呢？其原因是重治水，轻治山，治水还没有治到根本上，同时又长期忽略了山的庄严崇高，并且在大量砍伐森林之后，使活着的生机勃勃绿波重叠的山，成为泥石流动的死去的山。
为了治水，仅在建国之初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全国共2000万人直接参加了水利建设，完成的土方量为17亿立方米，相当于挖掘323条苏伊士运河！
三门峡水库于1957年4月动工，1960年9月建成，第二年上游泥沙就开始淤积成灾。1962年3月，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水航远被窒息。到1966年，库内淤积的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为总库容的44.4％。三门峡水坝成为死坝，不得不在坝底炸出几个隧道大孔，冲刷泥沙。由于泥沙淤积，上游河水连年泛滥成灾，1972年水库回水末端伸向上游临潼，流沙距古城西安仅13.6公里。
1957年的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曾经开了17天的会，会上只有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明确提出反对意见，随后水利工程讨论会变成批判会，黄万里成为右派。三门峡水库的灾难却全部由黄先生不幸而言中。
1998年夏天长江洪水后，已退休10年身患癌症做过两次手术的黄万里先生，决定重上讲坛，为研究生讲授黄河、长江的治理。黄先生是黄炎培之子，父子二人对中国水利情有独钟，黄炎培于191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水利学校———河海工程水利学校。
“在三峡筑坝前，黄教授曾三次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如今的三峡工程，木已初成舟形，黄教授希望改变设计，使四川盆地不受灾害，而已成工程尽量发挥其最大可能的作用。他建议将坝高降低，以不淹没万县为度。另加隧洞或排水道，使砾卵石、泥沙畅通出库，并恢复郝穴等出口，将沙石也输往江北洼地，抬高两岸田地，并确保武汉的安全”（《北京观察》1998年第2期）。
黄万里先生是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实证。黄先生还一再重复着一个科学原理：“水流必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
江河之水至清无沙，这是梦想而且不正常。我们能够应该做的，是尽量减少人为的水土流失，使之实现综合治理，包括：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林草生物长效措施，水保工程，水利及相应的政策、法规。
我国国情的重要一点是山地多，占国土面积60％，森林少。日本、欧洲和北美洲国家根治水患的共同特点，便是治山。日本人口密度大，山地占85％，治水之本在于治山的指导思想写进了《森林法》。1991年前的18年中，日本对林业治山拨款增加4.4倍，从1949年到1956年，日本森林面积增加到252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68％，全国没有荒山，到处绿浪涌动。日本学者测算认为，日本森林防止水土流失量为57亿吨，贮水2300亿吨，生态效益总价值为12.8万亿日元。1964年东京严重干旱，周围的森林每天为河流补给清水30万吨。
美国曾经是大量砍伐森林的国家，并导致了各种自然灾难。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主要以水库工程防洪，后来为水利工程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政府给农民发津贴鼓励他们做水保工作，同时成立水保兵团。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滥伐森林，把欧洲推到了灾难的边缘，后来整个欧洲各国动员起来，为欧洲的森林而奋斗。1884年，奥地利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荒溪流域治理法》。奥地利的护林工作人员曾经告诉笔者，“我们从来不在森林里数数，当数数时这一块林地也就差不多完蛋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3.9％，这一数字给出了处于地球纬度基本相当的中国和别的国家相比较，为什么水患格外严重的答案。专家认为，日本也在季风区内，降雨量相当大，但日本国的森林覆盖率远远高于中国，植被条件相当好。不像中国江河上游水土流失如此严重，以致淤塞河道，逢雨即涝，无雨便旱。季风气候，大气环流非人力可以控制，灾害大小却千真万确地与森林植被有关。人可以保护森林还可以植树造林，也能更轻而易举地毁灭森林，因此我们说人类行为与环境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加祸在人，减灾在人，毁灭在人，自救在人。
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在山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的54％。江河又源于大山，毁林种地之后山是荒山，荒山肯定是穷山，穷山能够养活穷人就不错了，山穷是本因，人穷是恶果。
1949年至1980年，中国的优质森林被砍去1／4，后来11年间又砍去成熟林的1／3，到1998年禁伐时，过成熟林实际上已经砍得差不多了。而所有的这些森林的1／3，又都处在江河源头。据专家测算，中国现有森林的环境价值为7.5万亿元。伐之成木的木材价值仅为2.5万亿元。可是中国国土如此之大，在这一点森林生态效益远远不足的情况下，长期以来我们把76％的森林划为用材林去砍，防护林只占14％，一直砍到绝大多数林业局无木可伐！
中国林业危机，既有资源的也有投入太少的因素。1952年至1990年的39年中，为造林营林国家共投入255.4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0.68％，而同期水利占3.79％。同期提供木材34亿立方米，按每立方米100元计，共3400亿元，投取之比为1：19。
投入如此之少，索取如此之狠，只能说这是残酷掠夺，同时又是一个民族毁坏生存环境的自杀行为。
被联合国称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因为资金紧缺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危险。历时18年的风沙线艰苦植树造林的一、二期工程中，国家资金到位的不足计划下拨的1／2，每亩造林补助仅3.73元，为种苗费的1／10。如今病虫害严重、管理远远跟不上。
笔者从西部风沙线转而踏访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时，建设者的困境与三北防护林相似。生态林建设每亩投入不足10元，少的仅3至5元，造林后的管护费未纳入各级财政经常性预算，粗放管理之下，或者有种无管，那将是前功尽弃了。
森林与水的关系，在长江两岸到处都有实证，那是真正权威的发言。
湖北罗田县廖家坳乡和三里畈察长元冲村，在1991年5月水灾期间，同在500毫米雨量线上，后果却截然不同：前者灾情惨重，后者丰产丰收。寥家坳乡森林覆盖率为25％，全乡16个村，受重灾的12个村，占全乡总人口的64.8％，冲毁河堤198处，成片农田被毁，洪水过后的积沙厚达1至1.5米，4338亩农田绝收，占植种面积的36.7％。
长元冲村也曾屡受洪涝与干旱之害，就在1969年还被山洪泥石流冲毁了农田300亩。从此下决心治山植树，坚持不懈，由村到户，由户及人，既抓种植又抓管护，森林覆盖率达63％，郁郁葱葱的松栎混交林，使荒山变成青山，穷山变成富山。1991年大水冲垮了一处田埂压坏10亩农田，全村土地、人口、牲畜均安然无恙，粮食亩产由1100斤上升为115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