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泣血追踪（上）
作者：谭 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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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研究生——重庆籍的贾云竹和河南籍的马彦，请他们再各找一位伙伴，分做两组，到重庆到河南做再一次的寻访。
又是一次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调查。重庆一路到了三个县的5个镇／乡，访谈12人／户，得到名单30人，其中死者5人，伤者8人；河南一路历经两个县中的7镇8村，访谈22人／户，共得到名单27人，其中死亡10人，受伤6人。
这样，我们的追踪共得到有地址的死难者名单40人，受伤者27人。我把名单全部提供给了香港的朋友。加上一些未访到的，致丽厂受害者的名单接近百人。
重庆：第一次追踪报告
刘成付(执笔) 李 强
我们的调查是从一个炎热的夏日开始的。1999年7月下旬，我们抵达重庆，便到重庆某电机厂找杨勤英的哥哥——我们是从信封和笔迹上知道这个名字的。谭老师特别吩咐我们，尽可能找到这个人，因为正是在致丽工作的两个妹妹的汗水，供他上了大学。而在他刚分配工作4个月，想接两个妹妹来重庆看一看的时候，一场惨烈的大火发生了。那两个姐妹的命运如何?是我们急切想知道的。刚早上九点多钟，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人事处的人听我们说明来意，肯定说，该厂没有一个叫“杨勤x”的小伙子。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又翻出了从1992——1995年接收的大学毕业生登记表，结果确实没有找到。也许是信中厂名写错了?我们又跑到另一家电机厂，谁也不知道有这个人。我们只好放弃了。看起来很是出师不利。是啊，仅仅从一些残留的只言片语便想找到信中的主人，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次日，我们查了地图，仔细地选择了寻找路线，决定沿江而下，先从丰都找起。由于有座著名的景点——“鬼城”，丰都到处是浓浓的商业气氛。可是我们根本无心关顾这一切，此刻，我们最急迫的是寻找那些在喧嚣的人流物流之中寂寞的打工妹。
添云是大火的受伤者之一。根据谭老师给的香港朋友提供的地址，我们先找到了添云的哥哥添成。遗憾的是，添云不在，她随她丈夫到湖北去了。添成给我们斟上茶，坐在我们对面，他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回忆添云受伤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添云到致丽厂打工刚两个月，还没拿到致丽厂一分钱，大火便发生了。她辛苦工作的唯一结果便是留下了一个伤残之躯：深二度64．7％的烧伤面积，除脸上外，手、肩、背、腿、脚等各部位几乎全被烧伤。添成去处理添云的事时已经是多日以后了，因为家里人怕他闹事，没敢马上告诉他。见到妹妹时，添云仍然只能趴在床上，不能翻身。添成坚持要求去看火灾现场，当地政府不让他去，后来他和一个朋友自己去了，并且拍了照片。添成说，“这是她(妹妹)一生的转折点”。为了照顾妹妹，他特地从原来的工作地调回了丰都。添云现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我们用电话跟添云联系。听说我们是专程从北京去采访她的，添云颇感意外。经她哥哥在电话里再三解释，她才肯谈谈自己的情况。目前她最大的困难是伤口没完全治好，经常化脓，植皮无法排汗，手不能伸直，在家里也只能干一些较轻的家务活。丈夫的工作单位垮了，添云便跟丈夫一起到湖北打工。受伤后添云获得了厂方及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25万元，其中包括每月275元的生活费，从出事时起到50岁止，但这些钱大多用在了医药费、手术费中。我在电话中很小心地问添云以后有什么打算，她沉默了好久，最后什么也没说。添云的房子就在她哥哥的房子下面。几年前添云在楼下开了一个小卖部，但生意极为冷清，她到湖北后便由哥哥和嫂子下班后代为照看一会儿。我们在小卖部里坐了半个多小时，竟没有碰到一个人前来买东西。添成一再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他说，比起那场大火中别的受难者来说，他妹妹还算是较好的，幸运的。他说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是希望有关部门对她妹妹这种情况该优惠就优惠，该落实就落实，不要只说不做。
A镇AA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从丰都县乘车一路颠簸，顺利的话，也得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廷芳家在一个离公路尚有半个多小时山路的山坳里。我们边走边问，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山坡，路旁玉米正是成熟的时候，硕大的玉米结在玉米杆上，鼓胀欲裂。坡上梯田里的稻谷正在抽穗，远远望去，如锦缎一般。这个无人知晓的山村里一个同姓家族中竟有三人同时经历了致丽大火的劫难：廷芳(死亡)，廷英(死亡)，廷芬(受伤)。
我们碰巧在路边碰到了廷芬(伤者)的父亲，他推着一辆半旧的老式载重自行车正要到邻镇赶集。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带我们回村子。我们边走边聊。据他介绍，他的女儿在1993年的大火中被毒烟呛昏，两个星期后神智才完全清醒，回家后抱着父母大哭了一场。1996年，她重到南方打工；1997年，回家结婚；婚后到西藏打工，没挣上钱，今年准备回家，至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攒足。这几年，村子里的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工也越来越不好打了。
我们先到了廷英的家，一会儿工夫，一大群人把我们围在了中间，我们身上落满了好奇与疑问的目光。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狐疑地检查了我们的介绍信、学生证、身份证，才让开始采访。他是这个队的队长。廷英的哥哥不善言谈，他告诉我们他妹妹死时只有21岁，如果活着，现在该27岁了。廷英死后获得了25000元的赔偿费，部分用于廷英的丧事，其余的存到了信用社，现在已用得差不多了。哥哥到深圳处理他妹妹的后事时，被隔离起来，任何处理那场大火的文件都没有见到过，赔偿费也是当地政府通过邮局寄来的，他们对赔偿费很不满意。廷英的父亲也在人群中站着，他面容清瘦，沉默寡言，只是看着我们，跟着我们走，听他的儿子不太连贯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突然来访又使他陷入到那可怕的回忆之中，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听众，只有从他的双眼里才能看到那种失去爱女、无力回天的悲伤。
采访完毕，廷英的哥哥带我们去廷芳(死者)家。廷芳家屋前便是一湾茂盛的稻田。我们去的时候，廷芳的父亲正在地里干活，他扛着锄头赤着脚把我们迎到家里。廷芳死时才20岁，母亲一提起自己唯一的女儿，眼圈刷地一下便红了。她站在屋檐下望着我们，嘴唇嚅动着，想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廷芳死时她唯一的弟弟还不足十岁。由于交不起学费，现在他辍学在家务农。我们问及他对他姐姐的印象，他看着我们只是腼腆地摇头。他父亲到深圳处理女儿后事时，是和廷英的哥哥一块去的，可是一下火车便分作两处。“我当时被关了三天，不许出来，也不许和别人交谈。”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出事后，廷芳家共获得赔偿25000元，除丧事外，他们用这笔钱到A镇修了房子。1994年春节前又收到葵涌镇政府寄来的由香港捐赠的1000元港币。此外，再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廷芳出去打工是为了摆脱贫穷，可是她的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采访结束后，廷芳的父母顺着田埂把我们送出了老远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