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泣血追踪（上）
作者：谭 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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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皮肤排不出汗，痛苦难忍。狠狠心买了个空调，电费太贵，又用不起。小英托我们在北京帮她打听，什么地方能治好这种烧伤后遗症。她对我们这两个从北京来的人寄予了无限希望。
小英受伤后，从厂方得到了赔偿费近10万元，香港一慈善机构又捐了16万元，这些钱她主要用在了继续治疗上。开始时住院、手术费动辄要几万元，后来伤口经常性地发作，每年都要用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房子又花了近4万元。目前小英还想动一次手术，换一个轻一些的人造脚掌，但是钱已所剩无几。我们从不多的经费中拿出250元给了小英，但我们知道，这点钱连四分之一人造脚掌都买不到。
小英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今年都满·60岁了。为了照顾女儿，他们搬来和女儿住在一起。小英的父亲靠在街边修鞋挣点钱补贴家用，但修鞋仍要交各种费用。小英告诉我们，“只有我自己出去修鞋才能免税，可是我这个样子连两斤菜都提不回家，怎么修得了鞋呢?”小英的妈妈年事已高，满头白发，因女儿出事受了打击，耳朵几乎聋了，但她仍一丝不苟地协助女儿治疗、锻炼，照料女儿的饮食、起居。看着连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小英，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六七年前那个初中刚毕业、头上总爱插着各种小饰物、活泼明快、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小英的样子，我们更难以想象，万一小英的父母有个三长两短，小英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小英初中毕业没读高中便外出打工，没想到打工才一年多便出事了。懂事、要强的小英怎么也没料到如此残酷的命运竟会降临到她的头上——而当时她在致丽厂每月所挣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这是一个令人垂泪的故事，为了她的哥哥上大学，十九岁的小英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现在小英的哥哥在县里上班，单位效益一般，也不能给小英提供很多经济上的帮助，但他常回家看望妹妹。
虽然小英的心里充满了深不见底的忧伤，但她仍然流露出她天性中开朗、自强的一面。小英说，开始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面对人们好奇的目光，只穿长袖衣服和老人才穿的鞋子，今年，她终于鼓足勇气穿上了凉鞋和裙子。小英还让我们看了她的卧室。她的卧室整洁、漂亮，和一般爱美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墙上还贴了两张电影明星的画。去年夏天，小英承受着天气炎热、皮肤不能排汗的苦楚，交了八百块钱去学无线电修理，没想到学生的钱全被老师卷跑了。小英说，她特别想自食其力，可是自己日常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自食其力从何谈起?她想开个小卖部，可小卖部又挣不上钱；她仍然想出去打工，可谁会要她这样的残疾人呢?小英说，她恨那个香港老板，火灾给她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老板不把打工的当人看，我们当时经常罢工。”小英的话使我们体会到一个残疾人生活的痛楚与辛酸，他们多么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帮助!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遭到巨大的劫难后，她最平常的生活全部被摧毁，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根本上安慰她的。
小英的母亲一直在我们旁边坐着，她也许听不清楚我们在说些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我们知道她听懂了我们谈话的内容。天快黑的时候，小英的父亲回来了，手中提着修鞋时供顾客坐的小凳子。小英的父亲很健谈，整整给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小英的受伤及恢复情况。他清晰地记得六年前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包括他们到深圳时住的房号、接待他的人的样子、每天的各种费用。女儿所受的灾难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问及为什么小英伤未痊愈便出院时，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事故处理者强迫，如果不出院，就要将小英从广州南方医院转到镇医院，而医院里死人属常事，是不负责任的；二是当时正好香港一慈善机构提供捐款，他怕和有关部门闹翻了得不到捐款。无奈之下，他只好含泪领着女儿出院了。“当时我只是想，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我的女儿救活。”我不知道，小英出院时，小英父亲所流下的泪水是不是一个父亲最后的泪水，因为我无法知道，那场夺去了他女儿健康和幸福的大火还将在他的心头燃烧多久……
告别小英后，我们乘船逆长江而上三个小时，来到了F镇。F镇古风犹存，清一色的旧瓦房，又窄又长的石板街，街两边排列着黑旧的木质店面。置身其中，你简直会怀疑这是拍古装戏的场所，而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现代化背景下的山区小镇。在这里，我们采访了另一个致丽大火死难打工妹的父母。死者叫谢霞，16岁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她年龄虽小于活却极为麻利。据谢母介绍，谢霞在家的时候，每天早晨出去挑水，从山脚挑回家里，连气都不歇一口。谢母回忆起女儿的种种好处来，止不住悲从中来。“老天，为什么偏偏就把她烧死了呢?!”她一再重复着这句话。谢霞死的时候只有19岁，正是花一般的年龄。在致丽厂，她是验收员，最开始每月工资只有60多元，三年后加到了200多元。谢霞的姐姐原本也在致丽厂打工，发生火灾时正好回家了，所以幸免于难。谢霞死后，家人获赔25000元，当时谢霞的父亲54岁，母亲48岁，故赔偿费中没有养老费这一项。现在，谢父到了60岁，身体不好，根本无法干活，只好和谢母一起在F镇上靠卖冰糕、饮料和其它小商品度日。我们就在谢霞父母的小店里采访他们，小店空间仅能容下三四个人，镇上好奇的人便只好从店门外探进脑袋和半个肩膀来观看也许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采访过程，偶尔插插话，提及谢霞生前的各种好处。我们的采访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这期间我留意了一下，谢霞父母只卖出了一只五毛钱的冰糕。
在采访中我们也遇到了侥幸从那场大火中逃生的人。其中一个是吴小莲。在打工妹们遗留下来的信件中，与吴小莲相关的地址有三个，且都在不同的村镇，我们只好凭运气挨个去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后来在一个热心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个理发店，开店的正是吴小莲。小莲看上去整洁、干练，她热情地用川味很浓的普通话和我们交谈。在致丽大火发生前，她在那里打了近一年工，刚开始工资500---600元．后来只上半天班，工资就降了下来。吴小莲回忆说，火灾发生时，卷闸门太紧，打不开，窗子又用铁条封死，楼梯上堆满了货物，挤满了逃命的打工妹。大家乱作一团，哭喊声，尖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当时她在三楼，情急之中，顺着楼梯扶手溜下来才逃出一条命来。家里人得知致丽大火的消息，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吴小莲虽然死里逃生，但她从此再也忘不掉大火中伙伴们悲惨死去的景象。她逃出火海，回头看见一个叫陶秀明的打工妹口吐鲜血，在烟火中倒地而亡；一个叫淑媛的姑娘也转眼之间葬身火海。她看见她的姐妹们纷纷被烧死、踩死、熏死。在厂里她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宛芬也被活活烧死。宛芬的父母到深圳领骨灰盒的时候，领回了一个别人的骨灰盒，后来返回深圳换了一个。小莲至今也不敢肯定宛芬的骨灰是否真正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她的父母身边。
采访结束了。万水千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我们身心俱疲。川东山区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同严酷的生活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像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