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泣血追踪（上）
作者：谭 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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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
于兴彦的妹妹于汇萍是致丽厂的老工人，嫂子王正迎就是她带到致丽的。对嫂子的死亡，汇萍心里总感到难以名状的愧疚。听哥哥电话中说我们来过，汇萍主动要来和我们谈谈。
提到11·19大火，于汇萍很激动。她目睹了起火、救人的全过程，因为她是组长，又是致丽的老员工，所以事后她帮助认了三天尸体。她认为，实际上很多尸体是难以辨认的，比如她的嫂嫂正迎，只是根据衣服的碎片来估计，但是当时有两个人穿同样的衣服……她觉得，认尸体，“不过是给亲人一个心理安慰”。至于死了那么多人，汇萍觉得是没有及时抢救造成的，当时很多人只是被毒烟熏倒，灌一些水就能救过来(林小顺即一例)。她甚至怀疑很多被拉上死人车上的并没有死，是根本没看清就扔到了车上。
说到致发集团，汇萍在1995年也去那里干过。主要是因为原来好几个原致丽的主管在那里当厂长、经理。
还想一提的是，我们访问的一位死者的父亲是位退休教师，他一见我们就诉说，17岁的小女儿是如何活泼可爱，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女儿遇难后他心情太沉重，以至没能去深圳处理女儿的后事。孩子的妈妈这些年经常在哭，“眼睛经常是红肿的，眼睫毛都快哭没了。”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在回忆他的女儿的时候，却首先赞扬开放的必要性，然后表扬当地政府在处理事故中配合很好，倒是经香港人的启发，他不断在批评那个意大利公司不负责任。我无言，内心却觉得不是滋味。也许他的教师身份或多年来的意识形态，使他习惯了这些套话?如果我告诉他，致丽厂的安全本来就存在着明显的隐患，是那个当地的中方厂长贿赂市里来的检查组，把一面“安全”的锦旗挂在办公室。无论是厂家还是当地一些负责人，原本就没有把工人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这场滔天灾难的发生，他们全都不能逃脱责任。他会怎么想呢?
我当然不能说，我不能把他心存的一点亮色也残酷地抹掉。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的沉痛和愤怒随着思考不断地升级。在致丽大火受害者悲惨的诉说中，一个不平等的、不人道的结构越来越清晰地被我意识到了。在这样的结构中，外来的打工者既是底座，又是边缘。没有任何途径使他们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们因为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也就没有真正对话的能力，他们只能依靠国家的保护，老板的良心，亲属乡情网络的支持。尽管国家制订了关于劳动者权益的种种法律，但还没有一个保证这些法律能够实现的完善机制。而经济发展成为人人可以利用的口号。发展可能带来利益，也可能付出代价，问题是利益和代价被不公平地分割了。当地各种权力的持有者肆无忌惮地占有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而处在底座上的外来打工者由于没有权力，为了获得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利益不得不冒着付出健康、人格乃至生命的代价。在外来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外来打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当地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拿出“经济发展”的堂皇理由，往往将打工者的权益作为代价置若罔闻。我也认为，致丽火灾的后事处理，比较那些蛮不讲理的事例，还算是人道的。但是，这一恶性事故给受害者和她们的亲人、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绝不是几万元钱所能弥补的。
致丽玩具厂的追踪共进行了满满七天，只能先告一段落。18日一早，我们开始起程，凌花要把我们送到忠县，我们再乘船回重庆，然后各奔东西。当汽车在忠县的山路上忽高忽低行驶时，大路两边的美妙景色不断被推进到眼前，巴蜀山水是如此秀丽宜人。淡淡的雾气若有若无，梯田中的水映着天空，一块一块静静的亮亮的，掩映在梯田、翠竹、橘子树和柚子树之中的一个个小山村恬静而安宁，像秀雅的家、小梅的家，我们访问过的许多人家一样。这样仙境一般的景色，竟引起了我难以名状的忧伤。本来，那些年轻的山村妹子，应当是这景色的一部分，大自然的纯净美好常常使人精神升华，忘却人间的不平和烦恼，但是此刻我总是把这些与在致命的大火和烟雾中逃命的混乱惨烈场景相联系，不和谐但挥之不去，那些可怜的打工妹，她们属于这两者。工业化和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说给不同的“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什么?如果说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幸福比另一部分人更宝贵，能够把一部分人的毁灭看作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安之若素，社会公正和良知何在?
到重庆，只剩我孤身一人，住进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清晨，我忽然听到隔壁电视中的声音：“今天是11月19号，致丽11·19大火已经六年了……”我募地清醒过来，急忙扭开我住的房间的电视。没想到电视上一片“雪花”闪动，既无图像也无声音。我毫无办法，只好坐在床上干生气。这一次致丽的追踪到此结束。我相信，这一次的访谈是我一生中永难忘记，也不敢忘记的一次经历。
(待续)
(除个别的死难者外，其他人名均为化名；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提供)
谭深，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论文有《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打工妹的内部话题》等，并主编《农民流动与性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