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泣血追踪（上）
作者：谭 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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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短短一个星期中访谈了死者家属、伤者和原致丽厂的工人等18人／户，得到原致丽厂员工名单45人，其中死者27人，伤者5人。
我们找到的死者之一淑芳的家就是张禹帮忙的。张禹告诉我们，本村有一个叫淑芳的死难者，并带我们去了淑芳家。沿着小路不远，到了淑芳的姐姐淑荣的家，淑荣听说了我们的来意，跑去喊来了父母。父亲来时，带来了保存完好的事故处理文件，我一一拍照(但事后发现，照得不清楚)。刘家仅两个女儿，大女儿淑荣原已经出嫁到外村，父母的计划是让淑芳在家招个女婿。没想到小女儿一去不回，只好让大女儿一家搬回来。一家人重新翻出六年前令人心碎的回忆：最初，听人传说致丽玩具厂着火了，他们还心存侥幸，不会有淑芳。没想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人送电报来，那个人站在村头喊：“你女儿烧死了。”当年淑芳23岁。后事是刘父和一个亲戚去办的，路上还碰见另外几个BC乡人也是致丽死难者的家属(我们急忙打听Bc乡的人的地址，但是刘父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到了深圳龙岗，他们找不到接应的人，就自己租车到葵涌，见到了火灾的现场。但当时已被拦住不能靠近。这时一个人过来，带他们去镇政府。从此他们被隔离，四五个人陪着，连想上街买烟也不被允许，理由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直到办完所有的手续，把他们送到广州火车站上车为止。
在访谈中，听好几个人提到BC乡的几姐妹，我们决定尽早去BC乡。早上头疼起来，我勉强起床，吃了药，又出发了。当时我们只知道这几个姐妹姓蓝，但她们到底是几个人，叫什么名字，她们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并不清楚。但是凭几天的经验，我们相信到BC乡能够打听到。那天B镇逢集，人和车混成一片。幸好小刘曾走过这条路线，我们顺利地找到车，坐车到BC乡。这时，外面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这是不好的兆头，因为当地的泥土路，雨后又滑又粘，我们没有高腰雨靴，走泥路是不可能的。BC乡到了，因为不逢集，又下雨，街上冷冷清清。我们被困在乡里。小刘又和几位农民聊起来，那几个人立即表示知道此事，而且准确地给出了死难四姐妹的父亲的地址和姓名。他们告诉我们。蓝家四姐妹因为都未婚，她们的坟都在一起。同时，他们还提供了另一位死难打工妹的父亲的姓名和地址。这样，加上我们原来知道的刘燕群，Bc乡在致丽大火中死难的打工妹至少是六个!这是何等惨痛的事啊!难道贫穷家庭的孩子的生命也像她们的收入那样微不足道吗?
我们一边听着人们议论着当时的事，一边盼着雨能快些停。可是雨不停地下，丝毫没有停的迹象，我们知道今天是不可能进村了，无奈中，坐上返回B镇的车。
在凌花的帮助下，我们包了一辆面的去她的家——BA村。尽管小刘早说过这条路极难走，真上路了发现比想象的更糟。由于刚下过雨，一路的烂泥足有半尺深。车剧烈摇晃着往前走，终于在路上陷进去出不来了。我们只好下车走路，司机再想办法找人把车拉出来。
我们先去了小梅家(对小梅家的访谈参见“重庆：第一次追踪报告”)，又顺着蜿蜒的田埂，一路上绕着弯子来到元淑家。元淑的家庭情况和小梅有些相似，只有兄妹二人，元淑外出打工的目的是为哥哥修房子，可是两年了，她只寄回500元钱，在收拾遗物时也没有存折，最后还是她的补偿金才修起了这座房子。元淑的母亲一再说，“元淑的脑壳比他哥哥聪明”，可是她还是不得不为哥哥出去打工，“因为她哥哥以后是要照顾我们的么。”说着，元淑的父亲拿来元淑的照片和事故处理文件。在玻璃镜框后面的元淑脸圆圆的，微笑着。母亲流着泪抚摩着女儿的照片，告诉我们，最悲惨的，是父母头天刚给元淑发电报让她回来相亲(只有电报才能请假)，第二天就接到葵涌来的电报，通报元淑死了。那年元淑20岁。母亲带着怨恨指着屋里的一切说：这房子和房内的磨米机都是元淑的补偿金置办的。
正说着，元淑的哥哥进来了，果然是一个极老实的农村年轻人，面对着屋内的气氛，他显得手足无措，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元淑的逝去，使这个家庭沉闷异常，即使盖起新房，儿子结了婚，也没有丝毫的缓解。因为父母从身体到精神全都一蹶不振，两位老人全不能干活，如今两人的衣服各自洗，各自补，谁也不能照顾谁。
在访谈中，有人告诉我们：D乡DB村有一位死者，是支书家的儿媳。并指着一位老汉说：你就跟他去，他们相邻不远。告辞众人，跟着老汉上路。老汉原来是来镇上做小生意的，他的水果摊就在路边。老汉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摊开的梨、苹果收进纸箱，我们觉得太麻烦老人了，就说算了，我们自己找吧。老人说没关系，一边又装好生姜，用绳子捆扎好，搬到对面的房子里。随着老人上路了。他说不远，但在一片片的烂泥路上也走了好一阵。
老人把我们送到支书家门口，就转身回家了。支书夫妇和二儿媳在家，死者王正迎的丈夫于兴彦和现在的妻子女儿一同回娘家去了。他们给他打了电话，说马上就回来。支书先和我们聊。支书对我们相当客气，一再表示相信党相信政府的政策，在赔偿上不讨价还价，他只是觉得对不起他们，“在外打工比家里还辛苦”。我相信这里面有一半是言不由衷的。后来兴彦三口人回来，以为我们是致发集团的(原致丽玩具厂老板现在的企业)，向我们提出最好能到致发集团打工。我一下子明白了，是他们误解了我们的身份和目的。他们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家庭的惨痛损失中煎熬了六年，从来没有什么人关心过他们。今天，他们竟然相信那个香港老板能够派人跑到受害人的家里，重新过问他们的事情。他们怎么会如此天真呢?唯一的解释是：外出打工是他们最便捷的选择，而打工之路是充满艰难的，他们不愿放弃哪怕是希望渺茫的任何机会。
我赶快把名片递过去，说明了我们的来历，避免了误解。兴彦告诉我们，和妻子一起在致丽的还有妹妹于汇萍，妻子死亡的消息是11月24日妹妹通知的。当时他正在上海打工，接到电报直接去了广东。从家里出发的有弟弟、弟弟的妻哥和王正迎的大姐夫。他们碰巧同一时间到了广州，然后一同去葵涌。
政府有三个人和他们谈判。一开始政府的人就拿出一份已经拟好的文件给他们看，上面明确有不同的赔偿标准。开始他们不愿意在赔偿协议上签字，他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要见老板；第二，要求解释起火原因。对方的答复是，第一，要保护老板的安全，这么多人都要求见怎么行；第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他们对赔偿数额(1万元抚恤金，1万元“困难补助”，1．1万元孩子抚养费，共3．3万元)不满意，因为正迎的妈妈知道小女儿死了，受了很大刺激，从此腿就抬不起来了，在赔偿项目中没有她。对方说，不考虑娘家的赔偿。谈话只一个小时，他们当天没有签协议。第二天，对方催他们，尸体要赶快火化，不然会坏掉。但要看尸体必须签协议。这本来是不合理的规定，但所有人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就是利用家属急于见到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