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泣血追踪（上）
作者：谭 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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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凌花也是受伤最重的打工妹之一。我们得知她在忠县B镇上住，便来到B镇，在马路上四处打听，找到凌花的哥哥。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凌花原来开的小店因为生意不好关闭了。我们去的那天她在乡下村子里。
从B镇到BA村的那一段机耕道让我们难以忘怀。路上深坑密布，乱石突出，窄处仅容长安车车身通过，遇到烂泥坑时车直打滑，一不小心就陷到里边去了，怪不得不到十里路，少于60块钱没有一个司机愿去。凌花到村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她的脖子上有一片醒目的疤痕。凌花一跛一拐地领我们穿过稻田进村。我努力想象她受伤前健康的样子，那时她该是多么轻快地就能穿过这片田野!大火改变了一切，她的肩、手、腿部均被严重烧伤，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当我们看到凌花因受伤而变形的脚时，感到十分震惊。凌花告诉我们，她现在基本上无法干农活，一到夏天，植皮部位无法排汗，特别难受。目前伤口老是破裂、化脓。出事后，凌花得到赔偿费和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二十多万，为了治疗方便，用一部分钱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加上几年来的医药费、手术费、生活费，赔偿费所剩无几了。还有一个亲戚借了她的钱，现在她需要用钱的时候却不肯还她。凌花办了一个残疾证，可是在办执照、买房、交农税方面没有享受到任何优待。两年前，凌花结了婚，她的丈夫也没有工作。勤快的凌花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顺手拿起一颗玉米棒子，用残缺不全的手指费力地掰着。当问及她未来的打算时，凌花沉默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挣点钱，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挣得上钱呢?前几年每年药费要花一万多块钱，这两年每年也要花四五千块。”我们和她一起沉默着，作为学生，我们能为她、为她们做什么呢?
凌花领我们采访了另一死者小梅的家人。小梅在致丽厂工作了四年，死时23岁。外出打工之前，小梅和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谈对象，本来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是小梅还没挣出来为父母和弟弟盖房的钱，只好和未婚夫分两地继续打工。房子没有修好，小梅却永远地离去了。现在小梅父母和弟弟一家住的房子是用小梅的赔偿金低价从凌花那里买来的，但原来的房子还没有拆掉。这些情况都是同村人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去看了小梅家原来的房子。那是几间斑驳破烂杂草丛生的房子，小梅的坟墓就在离这老房子不远的田湾里。小梅妈上坡干活，一出门就能看到小梅的坟墓，村里人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次看到小梅妈独自在坟前流泪，劝也劝不回去。现在小梅的弟弟也走上了他姐姐当年走过的道路：外出打工。我们默默祈祷他在外面能够平安顺畅，实现小梅没有来得及实现的心愿和梦想。采访结束时，王小梅一家用当地招待贵客的风味食品——荫米热情地款待了我们。
(一个太令人心酸的故事。小梅的未婚夫永成当时在上海打工。从致丽的信件中，我辨认出两封他从上海给小梅的信，一封写于1993年7月20日，一封写于1993年10月30日。永成在信中诉说着对小梅的思念，其中一段话今天读来触目惊心：“我在两个星期之前，曾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在脑海中印象太深……总想起来又像是有什么不祥的事，但又不全对，因此我又不想破解它，但又不能不破解。”难道真的有什么预感吗?就在信发出不久，小梅葬身火海，这一哀怨的爱情故事永远地凝固在了这些信上，也许会深埋在永成的心底。我没有见到小梅本人的文字，从家人的诉说和永成的信中，可以推测小梅并不愿长久地在外打工，为了弟弟，为了挣出家里盖房的钱，只能服从父亲的安排，忍受与未婚夫天各一方的痛苦。但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一个月几百元的收入，要想挣够盖房子的几万元谈何容易啊!在我得到的致丽玩具厂打工妹的资料中，有一张小梅上一年12月份的工资单，上面这样记录着：姓名：王小梅；出勤天数：30；日薪工资：43．10；超额奖：23．50；加班工资：52．80；记件工资：234．60；出勤工资：30；扣伙食：62．0；扣住宿：5．0；扣劳务：1．0；合计工资：316．0。12月，正是玩具生产的旺季，应当说这是小梅收入比较高的一个月。最终，她的死才换来了家里梦寐以求的房子。11月我们再次访问了小梅的家，小梅的母亲一提到女儿就哭了，诉说中带着对女儿的痛惜和对丈夫的抱怨。但我不忍心再说软弱而好面子的小梅的父亲什么，这些年来他已经承受了无止境的责难和自责，他的眼睛哭坏了，身体拖垮了。父亲当年也才44岁，没出过远门，连忠县县城也很少去。既然自己没有能力为自己和儿子盖房，他只能指望女儿。收到小梅出事的电报，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到了广州，他哭得晕倒过去，还没到深圳已经花了一千多元治病钱。当时事故处理人员要他在处理意见书上签字，他觉得钱太少，但又不会讨价还价。他只是哭，不肯签。几天没吃饭。最终还是签了，“别人五六万，我三万三，我的命好苦。”可怜的父亲哭诉着，他实在是又悔又痛又无奈。——谭深插)
告别了小梅一家，继续我们的寻找，多么希望我们寻找的那些人能鲜活地站在面前，至少能让我们看到她们平平凡凡地活着。遗憾的是，我们名单上的人大都在那场大火中丧生了。翠兰是这些不幸者中的一个。我们在C镇CA村寻访她的家。下了车，正好路边有一个小商店和一个小修理铺，五六个村里人围在柜台前。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翠兰家在哪里住。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回答。半天，一个妇女低声咕哝了一句：“你是问那个死了的翠兰?”我说：“是的。”一群人都围上来：“你们找她干什么?”可以想见，村里人突然遇到从北京来的陌生人询问几年前一个默默无闻的死者时脸上那惊讶的表情。一个妇女把我们领到了翠兰家。翠兰哥老远跑出来迎接我们，称我们为记者。他忙乱地给我们装烟、倒茶、让座，用手把长凳上的灰尘抹了好几次。翠兰死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孩子。当时得到了三万多块钱的赔偿费。16岁与三万多块，这两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极其沉重。翠兰的父亲今年67岁，一条腿摔成了残废，不能干农活，翠兰的死使他精神受了刺激，有点木讷。他知道我们为翠兰而来，蹲在旁边，但一言不发。翠兰哥不像许多死难者家属那样，没有注意保存文件，他把有关妹妹后事的文件保存得完好无缺，足有六七张。他告诉我们，他相信这些清单说不定会有用的，所以一直妥善地保存着。我看到他重新把这些清单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到一个黑皮夹子里。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好哥哥。
与翠兰一起被烧死的还有她的堂姐淑兰，这是我们在遗留的信中没有找到的信息。从翠兰家到淑兰家只需走一段不足十米的石板路，姐妹俩在这个贫穷的山村院落里平安生活了十多年，却一起死在了异乡繁华的土地上。淑兰死的时候17岁，只比翠兰大一岁。这是此行我们见到的最凄惨的一家。淑兰遇难的噩耗传来时，她唯一的哥哥刚死去三天，正办后事。这对兄妹先后离去，接着嫂子也改嫁，留下一个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