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你听我说
作者：陈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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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这样，我用我练好了的眼，在靶场上打个满彩，出尽风头。然后，在搜捕劫匪行动中，我跟一个名叫乔渊的当刑警的同事，拦截一辆可疑的红色出租车，判断发生重大失误，酿成了流血事件。该事件经立案侦查，确认其中具有犯罪情节，检察人员将提起公诉。我跟同事乔渊，将双双走上法庭。稍有区别的是，这场警察枪击案的被告，是乔渊，而不是我。就是说，经过缜密调查，他们放过了我。当然，作为现场目击者，我是本案最重要的证人。
出庭作证那天，我早早起床，上街买了一份报纸。我先看到的，是那辆红色出租车的照片，自从它在路边饭店墙边趴倒以后，事情就在整个城市传得沸沸扬扬，越说越离谱。我翻了翻手中的报纸，第二版整版篇幅，说的都是警察开枪伤人这件事。我读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它大致说了实话。
这篇文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说清楚了。那辆红色出租车里的几个人，都不是警方追捕的歹徒。死者是郊区一所乡中心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左边受伤者是他的父亲，右边受伤者是他的舅舅，坐在前边开车的，则是他的表哥。死者准确的年龄，是10周岁，事发当天，他正过生日。
我读过文章觉得，应该承认它恰到好处，把握得体。它说乔渊事发之前，正病休在家，躺在床上吊盐水，这时听到外面议论劫匪的事，不听劝阻，一跃而起，硬是拔掉了针头，赶去加入搜捕。至于那辆车强行闯卡的真相，是死者的表哥学会了开车，没领到驾驶证，但他实在技痒难忍，就趁着表弟过生日，从跑出租的熟人那里，弄了一辆车，自己开着送这几个人进城，回返路上遇到拦截，才想起证件的事，他怕车子被扣，对熟人不好交待，便心存侥幸，想硬闯一下，没想到酿成了血案。文章最后提到，死去的男孩是三代单传，家住郊区已经富起来的那个乡，一般说来，在农村，10周岁男孩生日总会隆重庆贺，家中早就准备了丰盛的物品，包括生日蛋糕，可他不满意，坚决要求进城，买一只更大的。他爸他妈劝不住，舅舅表哥也劝不住，连爷爷奶奶都劝不住，众人劝啊劝啊，谁都劝不住，跟中了邪似的，他死都不肯松口。那三个只好屈从他的意志，奉陪进城，结果遇到了这码子事，丢了他的性命。最后这一段，我觉得，有取悦读者、赚取发行量的嫌疑，它真的给人一种宿命感，好像这个男孩是硬要自己找死似的。
我拿着报纸，走进法庭，登上证人席。顿时，我的尊严荡然无存。我指的是，那种想象中的属于我自己的尊严，因为，从站到那个木牌跟前起，谁都有权对我指手画脚，问这问那。假如在其它地方，我可以搭别人的话碴，也可以不理睬对方，可是此时此地，我必须有问必答，还得实话实说。首先是审判长，要我宣誓，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尽管我明白这是法律规定，是例行程序，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似乎成了人所共知的说谎者，被逼着当众保证，下面一定说实话。接着，是控辩双方，他们扔向我的每一个提问，不但尽是朝有利于他们的角度问出来的，而且乍听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却闪烁其辞，深藏机锋。
我作证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描述跟乔渊见面的情景。我当庭大致描述了一遍。跟着，控方发出了他的提问。他说，乔渊正在挤车，你叫了他的名字，然后，建议他留下一道守候卡点。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看见了他，建议他留下，他听从了你的建议，就留下了?"
我说："是的，应该能这么理解。"
辩方把刚才的提问，仅仅稍作变动。他的提问是，你说，乔渊正在挤车，你叫了他的名字，然后，你让他留下一道守候卡点。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看见了他，让他留下，他就留下了?"
我说："是的，应该能这么理解。"
我作证完毕，控辩双方干了起来，他们双方都拿我刚才的话当做炮弹，朝对方扔过去。双方的分歧是，"建议"乔渊留下和"让"乔渊留下，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它直接关系到，本案轻罪与重罪，甚至罪与非罪的定性。于是，我不得不再次登上证人席，将我的话重新表述一遍，彻底讲讲清楚。
我告诉他们，一点不错，是我看见了乔渊，喊了他的名字。
我说："是我建议他留下的，也是我让他留下 ，这一下，好了吧?"
往回返的途中，我朝乔渊看了看。刚才他是被铐着押进法庭的，此刻，他松了手铐，站在被告席前，病还没有好，神情呆滞，目光散乱。我拿眼盯了他一下。我拿我这双练好了的眼，盯住了他迷离的眼睛，他感应到了，抬眼也朝我看了看，我的理解是，他认为我刚才说了真话。
乔渊被指控犯有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这是对他的正式刑事指控，是由坐在法庭左边的检察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检察员旁边那张桌子，就是原告代理律师。到这里，我得费点口舌，说清楚这件事。我的意思是，正在审理的这桩枪击案，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刑事部分，由检察员负责；一个是民事赔偿部分，由受害人代理律师负责。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恪守自己的界线，可是，原告律师既然坐在了一个案件刑、民两部分合并审理的法庭你就不能封住他的嘴，况且，既然涉及民事赔偿，就得分清错责，他就有权说三道四。
受害人聘请的，确实是个厉害角色，刚才控方的提问，实际上多数是他在问。这个原告律师认定，乔渊不是过失伤害致人死亡，而是故意杀人。他不是用定罪的名义，而是用要求民事赔偿的名义，说这番话的。他的话在整个法庭大厅不啻扔了个炸雷。接着，他就用平静的口气，故意慢吞吞地，一点一点说依据。
原告律师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拿着枪到处拦截车辆，盘查行人，即使是警察，也必须经过授权，或领取任务，才能执行他的职务。他说，乔渊病休在家，意味着他的警察职务处于停止状态，即意味着，他丧失了上路拦查他人，以及开枪射击的权力。他说，当时，乔渊不属于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可是，他却擅自拿枪，朝闯卡的车辆扫射，造成一死两伤，其中死者系一名10岁男孩，伤者系两位无辜农民。他明知举枪扣动扳机意味着什么，但他这么做了，他故意让这种极其严重的后果发生了，因此，他不是过失伤害致人死亡，而是故意杀人。
我们刑警队为乔渊聘请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律师，也是个厉害角色。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他认定，乔渊既不构成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更不是故意杀人。他请大家想一想，发生了歹徒劫枪抢劫案，某个警察正生病躺着吊盐水，他如果是个不称职的警察，或者是个责任心不怎么强的警察，甚至，是个稍稍懒惰一点的警察，大可以继续吊他的盐水，根本没有必要中断治病，冒着歹徒可能开枪抵抗这样一种生命危险，赶去参加搜捕。他说，不要说他是警察，哪怕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普通公民，也会义不容辞地加入追捕，因此，他的当事人更有权利这么做。
往下，不知怎么就扯到了什么"合法的名义"和"合法的授权"上，双方纠缠不清。原告律师崇尚"合法的授权"，他指出，在"合法的名义"下，非常糟糕、甚至极其残酷的事都会发生。他举了一系列的例子，都是以前的事，他越扯越远，还扯到了我爸跟李队长先刀刃相加、后执手相救的那个年代，说得近乎危言耸听。他扯得确实太远了，审判长不得不提醒他，必须针对本案争论焦点进行辩论。
于是，话题再次回到我身上，那就是，我赶到卡点以后，有没有对乔渊授权，有没有资格对乔渊授权。原告律师继续拿我的证言制造炸弹。他引述说，乔渊是听了我的"建议"留下的，"建议"是对等的，平行的，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它不是"授权"，责任应该自负。他指出，我并未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是跟乔渊平起平坐的普通刑警，况且，乔渊就读四年制警官大学，我就读两年制警校，他比我还大一岁，凡此种种，我根本不具备向他授权的资格。辩方，也就是被告律师，也抛出我的证言制造炸弹。他引述说，是我"让"乔渊留下的，"让"介于"指定"和"命令"之间，可以视为一种授权。他指出，我虽然不是领导，虽然学历低一些，年龄还小一岁，但是，我比乔渊早两年当刑警，从事公安工作的资历比乔渊长，经验比他丰富。一般说来，先进门为师，在没有其他领导在场时，在那种特定情况下，我当然有资格授权。
他俩吵得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审判长再次出面干预。他说，法庭已经充分注意到双方的观点，他把它们分别复述了一遍，说，法庭在合议时，将认真考虑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要求，下次开庭时，双方不要再重复旧的观点，必须就新的问题展开辩论。然后，他宣布休庭，择日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