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国酒当歌
作者：杜卫东 张建术 赵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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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弟弟说：“给谁也是给，我会比别人干的好。”
袁仁国说：“我在这个位置上，这事你不要想。”
“你怎么这么无情无意？”小弟弟忿然。
“别人行，你就是不行。”袁仁国连吼带跺脚。
小弟弟怒冲冲摔门而去。
知情人都了解，在得知袁仁国副厂长任命的消息后，袁仁国的老父亲召开过一次家庭会议，宣布：“咱谁也不能给他出难题。”老爹有决议在先，袁仁国便跺脚跺得理直气壮。
茅台集团的人都知道袁仁国遇到中层干部出问题，批评起来很严厉，却没见他批评过一线工人。
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见路边围了一堆人，人群里有几位中层干部，有几位是工人。下车一问是班车出了故障，袁仁国招呼几位师傅上他的轿车，然后对几位中层干部说道：“我车里只能坐这么多人了，你们自己找车回家吧。他们在第一线，工作很辛苦。”
袁仁国叫司机把车上的工人一一送至家门口，自己才最后回家。
在与袁仁国的交谈中，有一句话在我们看来最关紧要，他说：“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文关怀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来做。”
这句话若出自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我们会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出自一位高级管理人员，那意义就很不一般。因为它意味着大面积的行为，意味着很多人的生活境地，生活感受。尽管都说是“制度管人”，但又从来是人定制度。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掌权者个人的世界观、人生经历，一经释放出去，就会造成一种集体氛围，一种社会关系，就决定他人活得顺畅不顺畅，痛快不痛快。
联系到当代中国太不缺那种“颐指气使，为我独尊”的企业家、人民公仆，谁又能说袁仁国的人文关怀至上意识不可贵呢？
毕竟我们跟袁仁国接触相当有限，无法全面知道他在总经理岗位上是如何贯彻，是怎么贯彻，在多大程度贯彻他的人文关怀理念的，但我们不只一次观察到，在他外出会客的饭桌上，是必有给他开车的司机一起进餐的。
今年4月他来北京，我们去宾馆会他，恰逢别人宴请他，他拉我们一起入席。就座后，他左看右看发问：“你们的司机呢？”直到听说司机在外面倒车，他的神情方才释然。
就我们知道的情况，无论在企业界还是在官场，司机通常是不许上正席的，或者是让你吃司机餐，或者是发一份餐费，或者让司机走人。“不让司机吃，我是不吃的。”袁仁国对那种做法不以为然。
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茅台企业管理层干了这么多年，什么高官显贵没见过，什么浮华奢侈没见过，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敬重给他开车的“车夫”呢？是曾经苦难的人不愿忘本么？是从工人、班组长干起的经历在起作用吗？
在他领衔署名的长文《国酒新篇》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段落———
精湛的酿造工艺，反过来折射出国酒人的伟岸。
曾经有人把茅台的酿烤工序作过统计，单单起糟、运糟……直至酒醅入窖发酵等不多几关，工人平均每人每天就要付出5000多公斤的劳动量。夏日，海拔仅400米的茅台河谷，酿酒车间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他们挥汗如雨，为的只是把国酒酿得更醇，更香。
滴滴甘苦心自知。一位作家见此，万分感慨：“茅台酒，茅台酒，一吨汗水一吨酒啊！”
袁仁国是从酿酒工干出来的，对工人的呵护关切，成了袁仁国果毅冷峻的外表下最为温柔脆弱的部分。一个工人的父亲去世了，袁仁国随送灵的队伍一直走到山顶墓穴。时值风雨大作，伞都打不住，浑身淋得透湿；一个新近厂的大学生因病走了，袁仁国得知他家在农村，生活非常拮据，便带头捐款，满脸风霜的一对农村老人手捧上万元的捐款，双膝一弯，跪在了袁仁国的面前。袁仁国急步上前双手搀起老人，说：
“老人家，我怎么敢受你这样的大礼？您儿子走了，这只不过是我们代他向您尽的一点心意啊！”
袁仁国统领千军万马，每天要处理的事很多，按说这些职工生老病死的事他可以不来。不来，也不会有人说出什么。但是，凡他认识的职工的婚丧嫁娶，只要他能抽得出时间，必来。
那是他内心情感的一份真实流露。
激情的歌唱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对企业及其产品有一种感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茅台之于袁仁国，却是一种命运。他十八岁进厂，从一个普通的煮酒工人，到位高权重的总经理、董事长，几十年光景，茅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可谓一波三折。茅台兴，他笑在脸上；茅台衰，他哭在心中。他相信冥冥的主宰的安排，这就是与茅台的厮守。怕离开茅台，他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但邹开良书记一句话：你去，你这一回是为茅台读书。他于是高高兴兴地到了大学，学的就是茅台急需的企业管理。他脸皮薄、心气高，宁输脑壳不输耳朵。但只要为了茅台，他走南闯北，拜圣贤，求高人，不抖不颤，潇洒自如，俨然纵横捭阖的说客，亦如技高艺精的演员。他有一个诀窍，这就是心头想着茅台。他说：“茅台一百年前把酒瓶摔碎在地上才引起世界的注意，我有幸生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茅台除了独特过硬的品质，还积淀了那么丰富的文化内涵、高贵的品牌价值，我如今用不着摔酒瓶，人家就会格外看重。”的确，有如此强大的背景，袁仁国还有什么可惧怕的？这就像古希腊英雄安泰，只要立足大地、站稳脚跟，就能够战无不胜。
因为命运的关联，袁仁国对国酒的感情是那样真挚，对茅台的爱是那样厚重。
众所周知，计划向市场转轨期间，造假之风猖獗，作为国酒的茅台难逃厄运。
有一次，他到香港，途经广州。一位高级酒店的老板听说茅台的老总到广州，便一定要邀请他吃一顿饭。袁仁国脚踏四方，茅台装在心中，也挂在嘴边，可以说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他有一个观点，造假所以有市场，就是因为消费者对茅台的知识缺乏了解。从国酒生产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复杂的生产工艺，它的不可仿制性，到假冒产品的识别，只要一有机会，哪怕说得唇干舌躁，他也要一直说到消费者明白为止。他把这叫作“插红旗”，“扫国酒的盲”，或“口碑效应”。想来也是，只要国酒知识普及，由神秘而大白于天下，畏畏缩缩的冒牌货还敢露脸么。酒店老总请吃饭，袁仁国欣然前往。而酒店老总也有自己的算盘。那时候，茅台刚从计划经济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正上技改扩大生产规模，而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状况却一时难以改变。作为一家高级酒店，尤其中国酒店，自然要搭上国酒这条线，仿佛也才符其名而合其实。酒店老总可谓用心良苦。宾主入座。桔黄色的灯光下，服务小姐托上来两瓶人头马。袁仁国一愣，也不管东道主怎地说明那酒是多少年的，就要求换茅台酒，而且非茅台不喝。
“你挖苦我是不是！老总。”袁仁国说，“你请我这个茅台酒厂的人吃饭，却要喝洋酒。”
酒店老总是地道的“老广”，不懂“挖苦”的含义，经旁边人翻译，这才笑扯扯地说：“袁总不要见外，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醒提醒，像我们这样的酒店不能够直接跟茅台打交道，应该说不只是遗憾，还是一个缺陷哪！”
善解人意的袁仁国听着笑了，挥一挥手，带几分幽默地说，“老总真是高水平，这种批评还真叫人忘不了啊！”
但真正刺痛袁仁国的还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酒店老总不知从哪里弄来几瓶茅台酒，声明并不知道真伪，只是要表明心意。而袁仁国一望而知那是冒牌货。他克制住内心的愤懑，从容地把酒拿在手上，作为教具，现场示范，从包装到内容，启封，开瓶，让大家仔细看、认真品。一次看来尴尬的场面，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普及国酒知识的讲座。
最后，袁仁国从座位上站起来，“香港那边，我决定推迟去。”恳切地说，“我作为茅台的领导人，在这里跟各位喝假茅台酒，心里流血。我们茅台有句话，‘打掉牙齿往肚里吞’。为了洗雪这一耻辱，我发誓，我要不惜代价，在广州端掉这个假酒窝点，这一点，还请在座各位配合、协助。同时，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各位都能够喝到我们直接供应的茅台，我们下决心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片区，建茅台专卖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