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字体： 【大 中 小】
调节能力；专门化和劳动分工通常从底部开始；资本家是垄断家。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市场社会诞生于十九世纪所经历的那个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巨大转变，但上述区分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并进而对一系列困扰人们的议题如前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提出质疑。(同上，页86—87)布罗代尔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的怀疑并不意味着他背弃了这个传统，恰恰相反，他以自己的独特的历史研究重申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预设，即经济是镶嵌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
上述三个方面都构成了对于启蒙时代的知识和信念的质疑。那么，我们能从博兰尼、布罗代尔和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变化、对于理解当代社会运动的方向又有着怎样的意义?首先，资本主义的垄断总是密切地联系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领域的不平等，因此。争取自由的斗争(包括劳动力契约自由、交换关系的自由，等等)就必然同时是争取社会平等的斗争；同时，由于区分了市场与资本主义，对于垄断的反抗不再等同于反市场的斗争，恰恰相反，它变成了争取市场自由的斗争。其次，由于经济的运行总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它社会条件之中，从而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不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其它文化结构的摆脱，而是如何改革、限制和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市场自由的斗争不能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而应该被理解为反对国家成为垄断的保护者，并以各种社会斗争的形式迫使国家通过调节价格等因素保护真正的市场竞争。第三，对于经济霸权和跨国垄断的反抗不能等同于对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否定，恰恰相反，这一斗争所追求的是以民主的和自由的方式建立保障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制度形式。换言之，在任何范围内，即无论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还是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必然会表现为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自由的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平等的水平越高，从而劳动者获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能力也就越高。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的、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引起过一些重要的争议。例如，这类结构性的变化与历史的主体即人的活动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中，怎样理解十九世纪发生的转变(包括金融全球化、媒体经济等等)?如何估价三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相互联系的，还是明确区分的，能否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对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一样，这类追问往往也是从实质性的历史关系出发质疑理论构架的解释力。在这个意义上，实质与形式的区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断自我颠覆的动力。如果从理论结构的角度看，布罗代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的三层结构不同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者的那种总体论，即把国家、法律、市场和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总体构架。[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段经典论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大体上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页82—83】布罗代尔将物质文明或日常生活的层面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内，同时认为日常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区别的历史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一定的社会总体关系，相反，它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局部的关系。日常生活的领域和市场的领域同样如此。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不断地利用它的权力渗透到其它社会生活领域，但从理论上看，它从来不是支配一切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全盘的市场主义或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计划，布罗代尔在社会斗争的层面提供了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向，例如通过保存日常生活的价值抗拒资本主义的垄断关系，或者，通过扩大真正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与利益集团或跨国资本的联合，等等。在制度的层面，人们一方面可以利用法的关系保护劳动契约自由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传统的习俗、礼仪和传统关系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为各不相同的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的视野。但按照这一视野而展开的历史运动能够抗拒那种似乎越来越强大的垄断力量吗?或者，按照博兰尼的概念，社会的保护运动与垄断性的市场扩张的冲突会不会再一次引发社会的解体或不同形式的动荡?我们无法预知。
正是在这一理论视野与社会运动的取向联系起来时，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历史运动本身的“理论性”才重新呈现出来，这是因为他对另一种制度的构想本身也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理论假定之上，即解放的市场的假定。沃勒斯坦概括说：“布罗代尔‘解放的市场’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真正存在的市场。他的市场真正是竞争的，其中，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也就是说，潜在的(或者业已实现的)供求关系。利润将会是低额的，事实上，是劳动的报酬。这样一种制度是否可行，仍是一个问题。但是，布罗代尔对‘市场’的欲求决不能与八十年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相混淆。事实上，布罗代尔的观点正与之相反。”(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见本书，页89)为什么?这是因为布罗代尔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击溃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展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会也不应落入那种彻底“自我调节”的想像之中。在这里，一种关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思考正在诞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博兰尼问题即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上来。从认识论的角度说，这一区分源自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与那种纯粹经济学的描述相比，卡尔·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可以理解为是实质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们所采用的历史叙事的形式和他们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方面。然而，任何理论的视野、任何历史的叙事都没有可能真正解决休谟的那种事实与价值、历史与规范、实质与形式的持久冲突。我本人更倾向于将这一冲突理解为一种解放力量。马克思设想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对于历史实践的主体的研究来克服这一理论的困境，即把自己的理论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从而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马克思做到了，又没有做到。当我们重新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次想到理论的构想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但即使最具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理论也无法预知一切。正是在这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往复的关系为我们展开了通达未来的道路。2000年6月14日夜于西雅图
(本文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导言，该书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汪晖，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汪晖自选集》、《死火重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