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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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是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普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真实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马克思：《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325)这不正是说普鲁东等人混同了经济的物质含义与形式含义吗?由于马克思将形式主义的经济范畴与物质关系区分开来，他因此能将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等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关心的劳动分工、市民社会及其法的关系从形式的范畴转化为物质的范畴。他批评那种将劳动分工与世界市场分离开来的论述方式，并分析说，“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同上，页323)在谈论自己发表于1844年有关黑格尔法哲学的论文时，他又谈及法的关系：“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82)
然而，当博兰尼沿着马克思的上述洞见去观察经济体的运转时，他的著作却展现为一种经济史的形式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如果我们把《大转变》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叙述形式加以对比，这一点极为清晰。马克思显然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与它的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一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他所提供的是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如果将《资本论》的带有形而上学特点(或辩证法特点)的叙述方法与前面引述的他对普鲁东的批评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为我们理解博兰尼、布罗代尔的方法论提供了背景。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对于真实的历史关系的叙述需要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呢(我在此所谓形式主义纯粹就叙述的外部形式而言)?马克思自己解释说：
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1卷，页xxii．)
在我看来，马克思采用这一叙述方式至少还有另外的两个理由：
第一，马克思与那些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一样，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历史，从而补充自然科学发展的空白。他要研究的不是具体的历史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或者说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ii)因此，尽管他指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从而将政治经济学看成抽象的和绝对的科学，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拒绝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特性。(马克思运用科学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形而上学而言的，我们不应该在今天通常的科学概念的意义上理解他的科学概念)
第二，所谓规律的研究或历史科学预设政治经济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ii)这不但要求排除掉个人的和阶级的情感和偏见，而且还要排除掉那些不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特征。(政治经济学并非没有触及阶级问题，但它将阶级关系放在工资与利润、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关系中处理，李嘉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马克思说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当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来理解。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由此也就达到了它的不能跨过的限界了。”马克思：《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1卷，页xvii)这就是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就是要在它表现得最为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扰乱影响的地方进行考察；或是在可能的时候，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进行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它的典型所在是英国。”(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因此，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市场的历史关系现在被置于英国这一“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马克思曾经引述一位批评者的观点说明自己的方法：“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他说来是当作触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并且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种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这另一种秩序中去。”(同上，《第二版的跋》，页××－xxi)
博兰尼将自我调节的市场视为十九世纪“巨变”的产物，但同时力图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掘那些与这种以价格机制为中介的市场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既是马克思式的，也是非马克思式的。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点，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对于规律的研究，亦即没有放弃休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