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字体： 【大 中 小】
的过程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而是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是这一循环往复过程的必要条件。在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所谓“总体”主要指国家或民族一国家，但其内部的运动总是促使这一总体的扩张。如果我们比照前面引及的亚当·斯密关于美洲的发现以及市场扩张的描述，那么，我们立刻可以发现充满了各种征服、战争和奴役的历史是如何被纳入到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的叙述之中的。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内部，循环时间观念总是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所取代，这是因为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自我运转不断地陷入危机，资本的运转必须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新的投机或投资的创造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循环的、世俗的、自然的时间观必须被一种直线向前的、超越的、同样自然的时间观所取代，前者是斯密主义的时间观，后者是黑格尔主义的时间观。如果仔细观察斯密对于历史阶段的描述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密的世俗时间观念内含了历史的和超越的时间观念，而黑格尔的历史的、超越的时间观念也内含了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马克思明确地把它们综合在一种资本的逻辑活动(《资本论》)与历史展开(《共产党宣言》)的双重过程之中，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把革命(既是中断又是发展、既是反抗又是延续)的观念纳入时间的洪流。这是新的进步概念，一种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向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转化。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时间溢出”机制，即从一种循环的活动中(资本的周转)摆脱出来，转向一个未知的领域，无限延伸。因此，周转的时间的观念必须被转换为展开的空间观念，而空间的关系必须被转化为时间的关系。经由这一概念转换，历史资本主义的“世俗活动”——交换、投机、垄断、战争，等等——成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向未来转变。
换言之，历史资本主义既不可能纯粹地自我循环，也不可能摆脱对于神意或目的论(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强制)的需求。“世俗”的概念永远是在一种对比之中建构起来的，无论作为对比对象的上帝或者乌托邦的形象是否明确。亚当·斯密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所谓“看不见的手”)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相互匹配，并无根本的矛盾，对于资本自我循环的信念使得现代社会无法摆脱对于目的论的需求，因为这种自我循环永远无法落实在实际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那种认为苏格兰自由主义能够摆脱欧洲理性主义支配的信念无法经受历史的挑战，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永久斗争。为什么这么说?“自我调节的”市场活动不仅孕育着资本的不断增殖，而且创造了贫富的分化和资源的匮乏，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危机”概念的起源：资本主义的运转必须不断地溢出原有的市场轨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殖民地或边疆)，否则它就无法重建资本的循环过程。因此，时间的观念必须获得它的空间的表达形式，而空间的表达形式发生在一个特定时刻：即自我循环的时间无法自我运转之际。
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还是斯密的世俗过程，它们都从自身的运转过程内部发展了道德一伦理的哲学和秩序。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建构与把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理解为上帝的知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内，个人之间的道德困境内在于上帝自身的人格(pemonality，亦译位格)。因此，世俗的冲突、灾难、困厄、痛苦和激情无非是一种反思的场所或契机，个人的磨难、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良心都附属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即世界精神获得自觉、认识并回归到自身这一目的。(G．w．F．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1945，pp．20—24．本文关于黑格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关系的讨论，参考了Angus Walker的Marx一书5、6两章)在这一绝对精神的视野内，我们无法用道德的判断衡量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历史伟人”(the great men of history)的行为，因为他们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代理人。换言之，道德反思仅仅是对这一精神过程的自觉，而不能被纳入到世俗世界内部。这一对待世俗世界的工具主义(即把世俗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受到当代自由主义的严厉批判：它不仅被诅咒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而且也被看作是与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完全对立的理性主义传统。
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市场、市民社会和自身自发秩序作为现代性的社会想像的更为基本的框架，醉心于世俗时间的观念，目的正是为了根除这种黑格尔一马克思的思想传统。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问：黑格尔的传统果真与苏格兰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完全对立吗?与黑格尔将历史冲突置于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有所不同，亚当·斯密将这一冲突理解为市场扩张的自然过程，即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安古斯·沃尔克尔在他有关马克思的研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就是黑格尔理论的主要源泉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是从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而来，目的是为了解决从个人主义论述中产生出的哲学困难。这与其说是对苏格兰思想的反叛，毋宁说是在德国社会现实中对于苏格兰思想家的问题作出的回应。“尽管这些苏格兰思想家赞成斯密的观点，即劳动分工促使社会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和行为——经济的、社会的和知识的——的多样性，……他们都认为劳动分工……可能具有相反的社会后果。但进步的这种负面作用从来不是他们著述的主要主题，……苏格兰思想中有关进步的理性的乐观主义叙述被德国作者用于说明他们的社会分裂。劳动分工被看作是社会分层、专门化的人类活动的理性。这种专门化的活动剥夺了人充分施展其潜能(自然赋予他的精神和体力的力量)的可能性。这被解释成为社会与人的联系的削弱，社会的内在联系的衰落。”[Walker，Angus：Marx：His Theory and it 8 Context，pp．64—65．根据他的研究，苏格兰著作家们的著作在18世纪70年代先后被译为德文：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论市民社会的历史》(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于1768年译为德文、斯图亚特(sir 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于1769—1772年译为德文、米拉(John Millar)的《等级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于1772年译为德文、亚当·斯密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