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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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主持、2000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召开的“新的想像”(New Imaginary)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如果我们将这一世俗时间的意识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之中，我们立刻可以发现，世俗时间的观念起源于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和市民社会自我运转的循环过程的描述，起源于魁奈式的生产过程的持续运转。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是一种自我循环的机制：它不是神意或其他外在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活动；在苏格兰历史学派及其法国同道盂德斯鸠那里，市民社会几乎遵循着同一个逻辑。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按照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的自我运转与资本的自我循环构筑了一个逻辑展开的、不断流动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内在于人的活动而又非人化的特点：就它是自我周转的(不需要外在力量的支配)而言，它是自由的(相对于干预的)；就它是自我展开的(每一阶段的展开能够被转化为另一个循环过程的开始)而言，它是世俗的(相对于神圣的)。
自我循环和自我进化的时间观念构筑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不但是对上帝和国王的摆脱，而且也是对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自然权利与经济。现代秩序观把自然秩序的信念与自我运转的社会观密切地联系起来，它把自然法的权利体系与市场的法则——资本流动的法则——看作是社会的内在规律。周转／循环／流通(circulation)这一概念是描述经济过程的关键概念，例如，由于金钱的作用(它被看作是流通的车轮)，价格体系得以运转，生产和交换关系得以建立。然而，亚当·斯密从未真正解决个别物品的销售价格的决定因素，也没有说明这一价格与特定商品的平均价格的关系。他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来描述这些历史现象，进而将自己的课题设定在研究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原理。(例如，他指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量，这一论述为马克思进一步用劳动时间计算商品价值量提供了桥梁)在这个层面，他不关心具体决定价格和供需关系的历史因素，而是通过区别“名义价格”(norminal price，即短期市场价格)与“真实价格”(real price，即在长时段中形成的价格)，以及短期价格的波动如何最终导致均衡来描述市场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没有提供这一波动究竟如何达至均衡的具体历史因素，而只是强调在这种由价格调节的供需关系之中，个人的寻利倾向总是有利于总体的福利，并最终导致均衡。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市场概念显然是一种假定或者虚拟的历史关系。这是亚当·斯密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
自我调节的市场建立在一种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之上，它的成立是以抽象的世俗时间观念(自我循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取代具体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师承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将这一自我调节的、自我循环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与亚当·斯密的实证性的历史叙述完全相反。然而，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所做的归纳加以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相似性。【在谈论国防费用和司法经费时，亚当·斯密区分出狩猎、游牧、农耕、商业等四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同时也标志着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状况：他在谈论“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民族”时提及了“现今北美土人”，在论述“比较进步的游牧民族的社会状态时”举了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在谈论“比较更进步的农业社会”时又提及了古希腊和罗马人(稍前的章节中还提及了中国的农业)。至于商业的社会则是斯密称之为文明国家的欧洲。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页254—284】斯密把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欧洲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现代、商业时代与欧洲社会具有内在的历史关系。一方面，斯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经济的描述是一种历史描述，但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市场运动模式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所以能够体现历史的精神，是因为他论证了这一市场模式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内在的规律。斯密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而黑格尔则赋予了这些不同的形态以空间的形式。马克思在阐述他所谓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演变时，采用了亚细亚的、原始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个历史阶段，我把它看作是对斯密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综合。
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时间的观念能够如此自然地被转化为空间的关系?为什么自我运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需要诉诸历史的观念?这里的秘密不在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而在这种辩证逻辑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在资本的上述活动过程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时间关系必须经过殖民、海外市场等空间活动才能抵达；另一方面，这种空间关系不是外在于资本活动的关系，而是内在于资本活动的历史关系，地域上的空间关系可以被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时间关系，即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现代时间的目的论是一种资本运转的目的论，它的彻头彻尾的世俗性质必须用进步、自然与绝对精神的神圣性加以保护。对于殖民主义的自然的秩序观和对于这一秩序观的反抗最终都被纳入了这一时间的辩证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通过对重复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观察，发现正是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本身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无穷膨胀，不仅在一个社会内部创造了人口的上升、分工的限制、阶级的分化，而且也迫使市民社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寻找新的市场、实行殖民政策。“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此外，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而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这是一种采用契约制度的法律关系；同时，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页246)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经济活动、消费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联系诠释为“贸易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较之苏格兰思想家，黑格尔对于非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有着更为强烈的意识，他的国家的理论也包含了诸多的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基本的结论，即黑格尔主义与斯密主义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它的世界历史理论(通过消费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隐藏在斯密主义的逻辑内部的扩张逻辑】从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上述描述本身颠倒了历史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内部的循环过程，相反，它依赖于长途的贸易和中心／边缘关系。不是生产和交换的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