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字体： 【大 中 小】
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一分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安排。
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说明实际的经济过程与形式主义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悖谬，本书各篇的论点几乎从各个方面提供了例证，这里无需重复。我在此仅举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例子说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的短缺经济时以一种比较的方式解释说，中国不存在西方经济的那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恒等关系，原因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价格随供求波动，总供给的价值量与总需求的价值量能够自动调整以达到适应，而中国的经济形式是一种计划性的经济体制，价格受到管制，总需求经常大于总供给。但是，价格在具体交换过程中的这种平衡作用对于总量平衡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即使在价格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时期，剔除进出口因素，中国的国民收入总生产额也始终等于国民收入总使用额。(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页14)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妨碍许多经济学家继续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处理各种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在他们看来，任何叙述性的研究都无法构成规范性的理论，而只有规范性的理论才能提供建设性的方案。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上述关于中国短缺经济的讨论犯了两个基本错误：第一，把“西方经济”这一实质概念等同于“市场经济”这一形式概念，从而误以为“西方经济”中价格是完全随供求波动，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现象中的所谓“价格刚性”现象；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价格调控一直存在着，今天，它仍旧存在”，其作用是保障竞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见本书，页82—83)第二，把在微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扩展为宏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却完全忽略将各种市场和经济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制度条件。放弃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在所谓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错误源自将作为一种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这一形式的概念(这一重叠在某种意义上也源于博兰尼所谓“逻辑上偶然的情境”)。即使在两三年前，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承认中国存在市场疲软(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象，理由是：中国仍然处于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它的支配性特征仍然是“短缺经济”，怎么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博兰尼的方法论对于解释这一现象有着特别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他将实质性的经济体视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地提供能够满足需要的物质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了解所谓“短缺经济”中的剩余现象，就必须观察总需求和总供给获得平衡和出现失衡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仅仅在价格与供需的形式主义分析中寻找答案。换言之，有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类明显的判断错误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以经济的形式含义去描述实质性的经济过程。为什么如此?学科及其规训制度的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至少解释了形式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此盛行的制度基础。但问题显然不止于此。市场主义的抽象模型不仅是经济学的学科模型，而且也是国家和其他力量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规划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有关市场制度及其模式化的研究，也就无法在宏观的(通常来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性的经济规划)层面对社会进行规划，也无法劝导或诱导人们按照这一模式行动(如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主义的经济和市场概念成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史(以及知识史、思想史以及伦理学)问题，它所追问的不仅是市场运动的规律，而且是为什么人们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行动!
因此。市场经济规划的实质含义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互动的历史关系。博兰尼对经济体的运动的实质性的描述方法不是一般的历史叙述方法，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他对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不仅产生于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还产生于以新的方式重构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努力。博兰尼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完全一致，它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但博兰尼并没有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其他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之中，他的“重构”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在我看来，对于博兰尼的方法论视野的讨论需要置于双重关系中：为什么恰恰在经济学的时代，博兰尼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这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何在?
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家以一种方法论的差异来表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他们嘲笑政治经济学家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与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现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范围要狭隘得多，他(她)首先关注的是专业性的、学科性的领域，对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服务进行严格的研究，并以计算或统计数据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结果。因此，许多人将经济学家视为特殊的数学家，经济学也经常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他环境条件的研究，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习俗和情境，通常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或文化学家承担。换句话说，经济学与上述各种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瓦解的过程中诞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已经有许多理论研究的成果。我在此以沃尔克尔(Angus Walker)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此前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研究为主，参照其他学者的讨论，作一扼要的说明o see Angus Walker：Marx：His Theory and itsContext，London：Riven Oram Press，1978．】
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的起源，但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从而不存在用经济学的手段去衡量政治经济学的理由。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批判无非是现代经济学的自我确证。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十九世纪末，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弥尔、卡尔·马克思等人的活动却早在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之前就展开了。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都被囊括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广泛得多的概念之下。这些人物的理论相互冲突，但同时分享着若干预设、概念和理论，以至人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理论的历史学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0fNations)是这一社会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而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